一、“新史學”思潮
史學思潮是史學發展過程中在思想領域最活躍的表現，它最能反映史學發展的方向和趨勢。
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前四五十年思潮迭起，或接踵而興，或齊流並進，推動著史學的發展；後五六十年則思潮時隱時現，似無卻有，影響著史學的發展。[11]
概括說來，前四五十年的中國史學有三大思潮：“新史學”思潮、新曆史考證學思潮、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
“新史學”思潮發端於20世紀初，在20世紀初的前三四十年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金毓黻在40年代就指出：“倡言新史學之建設，始於梁啟超，而何炳鬆尤屢言之而不厭。”[12]這確是指出了“新史學”思潮的主要趨勢。1901年和1902年，梁啟超先後在《清議報》、《新民叢報》上發表《中國史敘論》、《新史學》二文，倡言“史界革命”，是為“新史學”思潮的濫觴。梁啟超“新史學”的主要論點是：提出“史學之界說”，認為“曆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強調曆史哲學的重要，認為“曆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於是有所謂曆史哲學出焉”；重視史學的社會作用，認為史學家的責任是“求得前此進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於無疆也”。此外，則關注“史學與他學之關係”，論述了作為近代學科的史學同諸多學科的關聯。總的來看，這是以西方進化論為指導，對史學的範圍、對象、作用做的新解釋。與此相關的，是對“舊史”的批判，認為“中國之舊史”有“四蔽”、“二病”，故史學必須變革[13]。梁啟超的“新史學”主張，在“新”的見解上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認識，在對“舊史”的批判上一則有振聾發聵的積極作用，一則又有過多否定的消極影響；他對於“新史之編纂”提出了一些設想，對當時的人們來說是有不少啟迪的。梁啟超的《中國史敘論》發表後，章太炎曾致書梁氏，探討撰寫新的中國通史的問題，認為：“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麵：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於典誌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亦必於紀傳見之。”[14]他在《訄書》重訂本中的《哀清史》一文之後，附有《中國通史略例》和《中國通史目錄》[15]，表明他有意於中國通史的撰述。夏曾佑於1904—1906年出版《最新中學中國曆史教科書》，此書以進化論為指導，以章節體為形式，與“舊史”迥異。又有陳黻宸於1902年在《新世界學報》第2期上發表的《獨史》一文，再三慨歎“中國之無史”，而盛讚“東西鄰之史，於民事獨詳”，強調“史家有公理”的重要[16]。他自1903年後任京師大學堂教習，以史學及諸子哲學的講授而著稱[17]。他在《京師大學堂中國史講義》的第一篇《讀史總論》中指出：“史者天下之公史，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也。史學者，凡事凡理之所從出也。”[18]他還在1913年著成《中國通史》20卷，自春秋迄清亡，雖以朝代標目，但新見頗多[19]。以上章、夏、陳等人的史學思想和曆史撰述，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梁啟超《新史學》的影響，是“新史學”思潮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