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發展的主要趨勢和整體麵貌來看，我們還可以嚐試著探索其中存在的一些規律。
第一，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具有突出的時代精神和現實借鑒意義。這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基本特點或規律，而在近百年來的史學發展中顯得尤為突出和鮮明。在這方麵，不論是“新史學”的倡導者，還是新曆史考證學派的名家，以及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先驅及其繼承者們，都有許多共同之處。從梁啟超在《新史學》中說的“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到顧頡剛創辦《禹貢》半月刊、《邊疆》周刊，撰寫《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宏文，以及李大釗在《史學要論》中闡述“現代史學的研究及於人生態度的影響”等，可以證明，不論屬於何種史學思潮，其主要傾向都是明確地宣稱史學應當關注社會[9]。要之，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既是近百年來中國曆史發展的產物，又反轉過來作用於近百年來的中國曆史發展。這是一個基本規律。
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發展的另一個規律，是民族特色的突出表現。這種民族特色的表現首先反映在曆史研究的內容上。中國是“史學大國”，史學悠久，史籍豐富，需要研究的問題非常之多：關於先秦曆史、文化、思想的研究，有幾代史學家為之做出貢獻；關於中國封建社會諸問題的研究，吸引了眾多的史學工作者為之傾注心血；關於近代中國的研究，是近三十年來備受史學工作者關注的領域；民族史與民族關係史、地方史誌、中外關係史研究等，使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在研究中華文明的發展方麵，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顯示出鮮明的民族特色。民族特色還反映在曆史意識和史學觀念方麵。中華民族有重視治史的優良傳統，這在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發展上得到進一步的發揚：運用新觀點、新材料、新方法撰寫通史、斷代史（或朝代史）、專史等著作，層出不窮；對傳世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成果斐然；關於清史、中華民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和撰寫，也都取得了重要進展。其他方麵，不勝枚舉。在史學觀念方麵，求真精神、信史原則、史家修養以及重視文字表述之美等方麵的優良傳統，都得到了理論上的闡述和實踐上的發揚。民族特色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反映在史書的表現形式方麵。中國古代史書體裁豐富，形式多樣，可以容納不同的曆史內容和不同層次與風格的曆史知識，這種曆史知識、曆史經驗、曆史智慧的多種傳播形式，不僅活躍了史書的外部形態，而且擴大了史學同社會的聯係。近百年來，曆史著作大多采用章節體形式，這是古代史學轉向近代史學的標誌之一，有其合理性與積極性。但是，中國古代史學在表現形態上的多樣性，仍具有存在的意義與生長的生命力。在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上，編年體史書和各種年表的撰寫與製作，從未間斷過，並有不少新的創造。近三十年來，在紀事本末體史書、學案體史書、典製體史書的撰寫方麵，也各有新作。羅爾綱所著《太平天國史》和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在創造性運用傳統的綜合體即紀傳體史書體裁方麵，取得了突出成就，充分顯示了中國史書在表現形態上的民族風格及其優長之處，為同行與公眾所稱許。在這方麵，中國史學的發展具有廣闊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