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一定的社會條件創造了一定的史學。但是，史學對於社會的反映不是被動的，而是能動的。這就是說，史學既是一定的社會曆史的反映，但它同時又反作用於一定的社會曆史，這就是史學的社會作用。
史學的社會作用，在不同的曆史時期，也會由於時代的特點與史學自身的特點而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或在諸種表現形式中有一些表現形式更為突出。這裏所說的，是史學的社會作用所固有的、一般的表現形式。它們是：
第一，史學與認識曆史。人們可以通過多種途徑認識曆史，但通過史學認識曆史無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徑。隻有當人們真正認識了曆史，才可能繼承種種優秀曆史遺產，為現實的曆史運動提供借鑒、經驗、智慧，開辟和創造新的未來。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們通過史學去認識曆史，確乎是史學的社會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麵。關於這一點，春秋時期的人們在思想上已有深刻認識，在實踐上也有許多體驗。人們認識到通過學習“故誌”即記載前世成敗之書，可以知道曆史上的“廢興”而引為“戒懼”[213]。孔子在回答學生所提的問題時曾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214]他還說過：“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215]孔子的這兩段話，充分說明了“文獻”（包括曆史記載和賢人）在幫助人們認識曆史方麵的重要意義。南朝人劉勰關於這個問題提出了概括性的認識，他指出：“開辟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216]“開辟草昧”的荒遠時代自然尚無文字記載，但在人類創造了文字以後，“居今識古，其載籍乎”卻是毫無疑義的。其後，唐人劉知幾把這一認識進一步發揮了，他寫道：假如“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過去的人與事“但一從物化，墳土未幹，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矣”。反之，“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217]。劉知幾從正反兩個方麵說明了“世無竹帛”與“竹帛長存”給予人們的認識帶來的兩種結果，並且特別強調了後人之所以能夠“神交萬古”、“窮覽千載”，在時空上極大地開拓了自己的視野和心智的重要，很深刻地道出了史學的本質屬性。傑出的政治家唐太宗從親身的政治生涯中深切地認識到史學的重要，他在論到修史事宜的時候慨然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