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曆史思想
把史學史看作是“曆史思想的曆史”，是一種片麵的看法。但是，史學史應當把曆史思想以至於曆史思想史作為重要內容進行研究，則是毋庸置疑的。
所謂曆史思想或曆史觀念，是指人們對客觀曆史運動的認識。在中國古代史學中蘊含著豐富的曆史思想，其基本範疇與主要問題大致有：天命與人事的關係，人意、時勢、事理的作用，這些是關於曆史變動的原因及探求其中內在之“理”的思想；古與今的關係，循環與變化的關係，這些是關於曆史與現實之聯係，以及曆史是否在變動中不斷進化的問題；人君、將相和其他各種人物以及民眾在曆史變動中的作用，這是涉及傑出人物和人民群眾之曆史地位的評價問題；還有曆史鑒戒思想和多民族同源共祖的思想等。社會存在決定著社會意識。中國史學上的曆史思想的發展，是在中國曆史發展的基礎上演進的，它經曆了非常複雜的發展過程。19世紀後期，西方近代進化論的傳入，使中國原有的曆史思想發生了一次重大的變革。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中國史學在曆史思想領域產生了革命性的變革。當然，這兩次變革，都同中國固有的曆史思想中的進步因素有直接的聯係。
這裏，我們將力圖粗略地描繪出中國史學之曆史思想發展的軌跡。“天”是先秦時期人們曆史觀念中的一個基本範疇，指的是至上之神。凡王朝興亡、世間治亂以至人們的福禍壽夭，都由“天命”決定。這方麵的記載，在先秦的官文書和王朝頌詩等文獻中，俯拾即是。“天”，在相當長的時間裏，被認為是人世間的主宰。“人”也是當時人們曆史觀念的一個重要範疇，不過最初不是指一般的人，而是指人君。《尚書·大誥》：“天亦唯休於前寧人。”這裏的“寧人”指周文王。此句意謂：上天隻讚助我們的前輩文王。這是較早把“天”與“人”連在一起用以表示一種曆史見解的，表明人是從屬於天的。當時對一般的人隻稱作“民”。“民”更是受“天”的主宰，即所謂：“天生烝民”[120]，“天亦哀於四方民”[121]。後來經過西周末年的社會動**和春秋時期的諸侯爭霸，人的作用被進一步肯定，“人”的含義擴大了。春秋末年和戰國初年的私人曆史撰述《春秋》與《左傳》、《國語》，有很多地方是講一般人的“人”了，也記載了一些人對“天命”的懷疑。《春秋》一書是中國史學上最早的重視人事的著作，它認真地記載了政治上的得失成敗。它記水、旱、蟲、雨雹、雷電、霜雪、地震等，都是作為與人事有關的自然現象來看待的。這同孔子“不語怪、力、亂、神”[122]的思想是一致的。《春秋》在曆史表述上，是先秦時期史籍中最早擺脫天、神羈絆的史書，這是它在曆史思想發展上的一個重大貢獻。《左傳》記周內史的話，說“吉凶由人”[123]，記鄭國大夫子產的話，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124]《國語·周語下》記單襄公的話，說“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左傳》和《國語》都寫出了大量的在曆史活動中的人，寫出了他們的活動、議論、風貌。這些都反映出它們在曆史思想上的進步。戰國以後，在曆史思想領域，人們還未能完全擺脫“天命”史觀的影響，有時甚至表現得很突出。但從發展趨勢來看，“天命”受到懷疑，“人事”受到重視，已是曆史思想發展中不可遏止的潮流。司馬遷著《史記》，提出了“究天人之際”的重大課題，在曆史撰述和曆史思想發展上有劃時代意義。他批評項羽兵敗身死，“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125]司馬遷在《伯夷列傳》中，針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說法，發表評論說：“餘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耶非也？”[126]這表明司馬遷在曆史思想上是一位對“天命”史觀大膽懷疑的史家。《史記》是中國史學上第一部真正把人作為曆史中的主體來看待的偉大著作，它對曆史變化的動因有許多樸素的唯物主義的解釋。《史記》在曆史思想上的唯物主義傾向，對後來的史學發展有重大的影響。在二十四史中，也有一些明顯地宣揚“天命”的皇朝史，但它們畢竟都是著眼於寫人在曆史中的活動；其稱說“天命”，固然有真誠的，但不少都是屬於官樣文章了。如同司馬遷在曆史撰述思想上提出了“究天人之際”的任務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樣，史學批評家劉知幾提出了清除“天命”史觀在曆史撰述中之不良影響的任務。他斷然指出：自然界的種種變化，“此乃關諸天道，不複係乎人事”[127]。劉知幾並不是徹底否認“天道”，但他說的“天道”顯然已包含了不少屬於自然現象的因素。不論屬於何種情況，他認為凡屬於“天道”範圍者，史家應取“不複係乎人事”的態度。劉知幾從他的樸素唯物思想傾向出發，把“天道”、“人事”的關係作為曆史編纂中的一個理論問題提出來，其意義顯得更為重要。另一位史學批評家、思想家柳宗元（773—819），繼承和發展了荀子以來“天人相分”的學說，對“天”做了物質的闡釋，從根本上否定了“天”是有意誌的至上神，從而也就否定了“天命”史觀。他指出：“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128]自司馬遷提出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觀念表示懷疑以後，到柳宗元的上述論點，可以說是逐步把作為至上神的“天”從人們的曆史觀念中驅除出去的過程，這在“天”與“人”及天人之際的關係之認識上，是一個重大的進展，是曆史思想發展上又一個劃時代的裏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