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體裁的多樣性也是中國史書的一個特點。
史書體裁是史書的外部表現形式。在三千年的史學史上，中國史書體裁經曆著辯證的發展過程。有一種年代久遠的說法，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一說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這說明了史官的分工，也說明記言、記事是較早的曆史記載形式。但言與事並不能截然分開，《尚書》中就包含了記事的成分；較晚出現的以記言為主的《國語》、《戰國策》，也包含了不少記事的成分。中國史學上最先形成比較規範的表現形式的，是編年體史書《春秋》、《左傳》，它們按年、時、月、日時間順序記事。《左傳》記事豐贍，不僅有精彩的記言，而且也有記一件事情的始末原委的，如僖公二十三年記晉公子重耳在外流亡19年的經曆。晚出的編年體史書《漢紀》、《後漢紀》又使用“言行趣舍，各以類書”的方法，記載了許多曆史人物；《資治通鑒》往往於曆史人物的卒年之下，略述其生平事跡。可見，編年記事的史書，也記言，也記事件始末，也記人物，其間存在著互補和辯證的關係。
比起編年體史書，紀傳體史書出現較晚。戰國時期出現的《世本》是一種綜合體的形式，它很可能是紀傳體史書的前驅。司馬遷的《史記》包含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個部分，是記事件、製度、人物和曆史進程的綜合體史書，後人稱為紀傳體史書，這跟它記述了朝代更迭和大量的曆史人物有關。紀傳體史書擴大了史書記述的範圍，同時也擴大了人們的曆史視野，促進了人們對於曆史麵貌的整體性認識，是編年體史書所不及的。這是又一層辯證發展關係。
繼《史記》之後，班固撰《漢書》，“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117]。紀傳體史書的發展至唐初達到了全盛時期，二十四史中有八部史書撰於此時，可為明證。因此，劉知幾著《史通》總結史學發展時，開篇就從“六家”講到“二體”，認為“班、荀二體，角力爭先”，“後來作者，不出二途”，視班固《漢書》、荀悅《漢紀》為曆史撰述的兩種模式。劉知幾在詳論“古今正史”的同時，又指出：“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118]。他總結了“史之雜名”，凡有“十品”，認為它們是對“正史”的補充，反映了他對於史書表現形式之辯證發展的樸素的辯證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