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進步使社會生活呈現出日益紛繁複雜的趨勢；在這個趨勢中，人們對社會、對自然、對人在社會和自然中的位置的認識不斷提高。人們這種實踐和認識的曆史進程，開闊了史學家的視野，從而豐富了曆史撰述的內容。
先秦時期的史書，已經涉及政治、軍事、民族、製度、地理、天文等內容；而《史記》則向人們展示出社會曆史的豐富內容，曆史進程，朝代興衰，人物活動（上自天子、皇帝，下至工商業者各階層人物的活動），民族關係，典章製度，社會風習，朝廷與地方，內地與邊區等，構成了一幅紛繁複雜的曆史長卷。從此，曆史撰述為自己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社會曆史的發展經曆著巨大的變動：政治上的分裂與統一的變動，各民族間的遷移和交往的變動，地主階級內部構成的變動，意識形態領域經學傳統地位的變動，以及區域經濟、文化的發展，選官製度的特點，等等，使這一時期的史學呈多途發展的趨勢。這一時期的曆史撰述不僅數量劇增，而且它們的種類也在迅速發展。南朝梁人阮孝緒著目錄書《七錄》，其中“記傳錄”著錄史書，分史書為十二部。[116]唐初史家撰《隋書·經籍誌》，其史部書分為十三類。盛唐時劉知幾著《史通》，把史書分為“正史”和“雜述”兩個部分，而“雜述”又包含“十品”即十類。《隋書·經籍誌》史部十三類是：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係、簿錄。《史通》在“正史”以外的“十品”是：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二者參照，除去名異而實同的部分，史書可以獨立為類者，當有十五六類之多。
唐宋以下迄於明清，史書分類大致如此而又有所損益、變通，反映了史書內容的豐富，始終保持著長盛不衰的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從典製體史書的撰述來看，更可以看出曆史撰述之內容不斷豐富的趨勢。如唐代史家杜佑著《通典》，分曆代典章製度為9門；元初馬端臨著《文獻通考》，則分曆代典製為24門；明代中後期王圻著《續文獻通考》，又分曆代典製為30門。這一趨勢，無疑是曆史進步的產物，但這同史學家的思想、視野努力跟上這種進步也是有直接關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