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記述的連續性
悠久的史官製度、日益健全的修史機構和發達的私人著史，因此，中國擁有古老而眾多的史籍。梁啟超認為：“中國傳下來的書籍，若問那（哪）部分多，還是史部。中國和外國不同。外國史書固不少，但與全部書籍比較，不如中國。中國至少占十之七八。”[112]數量多，這是中國史書的一個明顯的特點。此外，中國史書還有記述的連續性、內容的豐富性和形式的多樣性這幾個特點。
這裏先說記述的連續性。
從現存的文字記載和曆史典籍來看，甲骨文、金文、《尚書》、《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以及《世本》、《竹書紀年》等，記述了先秦時期的中國曆史；司馬遷繼承了這些成果，益以秦漢之際及漢初的曆史撰述，還有實地考察所得，寫出了宏偉的中國通史——《史記》；此後，或朝代史，或通史，或專史，或一方之史，或各種傳記，其撰述從未間斷，形成了連續不斷的、有係統的、多層麵的曆史記載和曆史撰述，成為世界史學上絕無僅有的壯舉。這首先是中國曆史連續性發展的產物，同時也是中國史家群體的貢獻。
從史學的、文化的觀點來看，這一記述的連續性之特點的形成，有多方麵的原因。一是有史官製度和修史機構作為製度上的保證，已如上節所述。二是有眾多史家的深刻的曆史意識作為思想上的保證。司馬談的臨終遺言表示：對於“漢興，海內一統”的史事，“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113]他深為憂慮的，是“天下之史文”。司馬遷繼承父親未竟之業，寫出了《史記》。唐初，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李淵提出建議，認為“近代已來，多無正史”，“如至數十年後，恐事跡湮沒”，“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他主張對於前代所缺之正史，一一修之。[114]其後，在唐太宗時，史館修成梁、陳、齊、周、隋“五代史”，並重修了《晉書》；唐高宗時，史館修成《五代史誌》，而史家李延壽撰成《南史》和《北史》。這成為史學上一大盛事。史書的一個重要作用在於“貽鑒今古”，唐初史家對此有深刻的共識。元世祖即位不久，大臣王鶚提出撰寫遼、金兩朝的曆史，他認為：“寧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115]這就是說，撰寫史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應因朝代的興亡而有所改變。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元順帝時，史臣們寫出了宋、遼、金三朝曆史，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曆史撰述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像這樣的鮮明的曆史意識的事例，在中國史學上是屢見不鮮的。盡管不同時期的史家提出問題的根據、方式有所不同，但貫穿其間的核心思想就是撰述曆史的神聖性。對於這種神聖性的認識和實踐，不僅在官修史書過程中表現得十分突出，而且在私人著史過程中也表現得同樣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