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學積累和發展來看，史官的職責包含兩個大的方麵，此即劉知幾所謂“為史之道，其流有二”：第一是“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第二是“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前者係“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者為“後來經始者，貴乎俊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這兩個方麵，“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107]。中國史學在這兩個方麵的工作，尤其是前一個方麵的工作，不少是出於曆代史官之手，故官修史書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在這兩個方麵，尤其是在後一個方麵做出傑出貢獻的史家，有許多是不曾擔任過史官職務的。換言之，史官當中固不乏優秀的史家，而優秀的史家則並非都是史官。因此要全麵認識中國古代的史學，還必須充分認識到曆代都有很多並非身為史官的史家所做出的傑出貢獻。他們的業績，有不少是曆代史官所不及的。這樣的史家，先秦以孔子為代表。自漢迄清，代有其人，舉例說來，如荀悅、袁宏、裴鬆之、範曄、蕭子顯、李百藥、杜佑、王溥、劉攽、劉恕、鄭樵、胡三省、馬端臨、王圻、王世貞、李贄、陳邦瞻、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談遷、馬驌、穀應泰、全祖望、章學誠、崔述等，皆非史官出身。他們的撰述，有許多都是中國古代史學上的第一流作品。還有一些史家，其撰述成果亦非在史官任上所得。至於數量繁多的雜史、雜傳、野史、筆記、家史、譜牒，以及民族史、地方史、域外記述等，它們的作者，絕大部分亦非身為史官。這些史家，是龐大的中國史家群體的極重要的部分。
史家的私人撰述不僅數量多，成就也很大，在中國史學發展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漢紀》、《後漢紀》、《三國誌注》、《後漢書》、《通典》、《唐會要》、《通誌》、《資治通鑒新注》、《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弇山堂別集》、《藏書》、《續藏書》、《焚書》、《續焚書》、《明儒學案》、《宋元學案》、《讀通鑒論》、《日知錄》、《文史通義》、《考信錄》等，不過是一部分代表性著作而已，其實際情形當遠遠超過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