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還涉及另一個理論領域問題，即史學理論。對此，該分冊的提要是這樣說明的：
本總部所纂輯的內容，是先秦至清末中國曆史上人們關於史學（作為一種知識、一門學問的史學）發展中產生的基本理論問題的認識與撰述，其文獻資料以史部書為主，兼及經部、子部、集部有關之書。
本總部包含史學功用、史家修養、史學方法、史學批評等四個部，有廣泛的涵蓋麵。其中，史學功用問題，是古往今來人們十分關注的重要問題，至今仍有其突出的現實意義。史家修養，反映了中國史家在這方麵所積累的思想、道德遺產，對今天的史學工作者的修養和學風建設多有借鑒之處。史學方法，反映了中國史學的特點。史學批評，是推動史學發展的動力之一，也是聯係史學與社會的橋梁之一，而關於批評之標準與方法則反映了中國史家的氣度、見識與風采。[15]
在中國史學上，人們對史學的認識，最初當始於對史書教育作用的認識。春秋時期，楚國大夫申叔時論史書的教育作用，可以被看作中國曆史上較早關於通過史書進行曆史教育的言論。[16]楚國史官左史倚相以其豐富的曆史知識輔佐楚國國君，被時人稱為楚國之“寶”，是指史學在治國方麵的積極作用。這些都是有關史學社會功能的記載。到了春秋末年，孔子因晉國史官董狐“書法不隱”的膽識而稱讚他為“古之良史”[17]，這是涉及史家修養的較早記載。其後，《左傳》作者稱頌《春秋》，說是“非聖人，誰能修之”[18]，具有同樣的性質。《史記·太史公自序》和《漢書·敘傳》，則展示了這兩位史學家在史學思想和史學方法上的多方麵創造。唐人劉知幾《史通》一書的麵世，表明中國古代史學在史學批評這一領域已達到比較成熟的階段。史學理論分冊正是循著中國史學的這一發展軌跡進行編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