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外國的（主要是西方的）有關曆史學的理論著作大量湧進國門，這對推動中國史學的發展是一個積極的因素。但是，它也造成了一些負麵影響，即在一些史學工作者中產生了一種誤解，認為中國史學沒有理論，甚至用西方近代的曆史哲學的發展來反襯中國古代史學“沒有理論”的蒼白。筆者對這種非曆史主義的“研究”方法，曾撰文予以批評。[9]當然，產生這種誤解也有我們自身的原因，那就是我們在這方麵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並進行深入的研究，有些同行在這方麵還缺乏應有的自覺和自信。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麵世的中國史學史著作，有些已注意到對中國史學上的理論遺產的發掘和闡釋，而這種趨勢還會有進一步的發展。
《中華大典·曆史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的立項，用通常的話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機遇，也是一個嚴峻的挑戰。麵對浩如煙海的史學遺產，我們用什麽方法、采取什麽體例把有關的文獻鉤稽出來並加以梳理，成為學科建設中的便於參考、使用的一部大型類書？顯然，“竭澤而漁”的方法是不可能做到的；退一步說，即便能夠做到，似也無此必要。唐人劉知幾說，“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10]，何況我們也實在難以做到“博聞”。因此，我們的方法，隻能是以所知的部分而連類列舉，推及所未知的部分。當然，采用這種方法，一是要對已知的部分做整體上的梳理，列出綱目，製定體例；二是要有一個具備一定知識基礎和學術素養的研究群體。學術前輩的開拓性研究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啟發，而從當時的條件來看，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史學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員以及曆屆的博士研究生，正是這樣一個學術群體。
《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包含三個分冊：曆史理論分冊，史學理論分冊和史學史分冊。按照《中華大典》編纂體例的要求，這三個分冊也被稱為三個“總部”，它們的內容和編纂各以自身的特點，構成全書的整體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