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白壽彝先生發表《談史學遺產》一文，指出批判繼承史學遺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根據我的膚淺理解，作者提出這個問題，有三個方麵的考慮。第一，是作者受到祖國曆史文化遺產的諸多領域的整理工作的啟示。他指出：
建國以來，醫藥學遺產和戲曲遺產的整理工作，在黨的領導下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一個是蓬蓬勃勃，一個是萬紫千紅。曆史遺產的其他方麵，如數學、天文曆法、農學、化學、建築、機械、音樂、舞蹈、雕塑、繪畫、文學、哲學等等的整理工作，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績。祖國史學有長期的曆史，有浩瀚的典籍，它給我們留下的遺產是豐富的。但我們史學工作者注意一般的曆史遺產比較多，注意史學遺產還很不夠。這篇小文想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促請同誌們多注意一下。[1]
作者的這一段話，一方麵反映了他對祖國曆史文化遺產整理工作的密切關注，另一方麵也表明了他對史學遺產之重要性的自覺意識以及開展史學遺產整理工作的迫切要求。
第二，是作者對研究史學遺產的重要性有深入的和全麵的思考。對此，他提出了三點認識。一是“研究史學遺產可以更具體更深刻地理解史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在現實鬥爭中的戰鬥作用”。作者從西周的“有冊有典”講到清代的“曆史書獄”，說明“一切曆史著作都不能不受作者曆史觀的支配。不同的曆史觀，歸根到底，總可以從不同的階級利益上得到解釋。但曆史觀在反映階級利益的時候，往往是錯綜曲折，不一定明顯確切。再加上史學傳統的繼承性，就使我們對於史學遺產進行階級分析的工作更加複雜化了”[2]。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作者強調曆史觀對曆史著作的重要，同時又指出對曆史觀進行階級分析時又是一個複雜的工作，這種辯證地看待曆史觀和階級分析的態度，確乎難能可貴。二是“研究史學遺產可以逐步摸索出來中國史學發展的規律”。作者列舉了這樣幾條規律：“從中國史學的發展上看，不同時期的曆史著作總是有它的不同的特點”；“在中國曆史遇到一定顯著變化以後，總有帶總結性的曆史名著出現”；“中國史學的發展也是從低級形態到高級形態，從最簡單的關係到比較複雜的關係”[3]。對於這幾條規律，作者都略做舉例予以說明。大凡承認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發展規律的研究者都知道，探討並闡述某一事物的發展規律，是研究工作中最為艱難的事情。近五十年前，作者提出的這幾條規律，以至於還可能存在的其他規律，至今還沒有見到有一定深度的和有說服力的研究論著問世。寫到這裏，筆者本人甚覺汗顏。三是“研究史學遺產，可以把曆史上提出來的一些史學問題作為當前曆史研究的資料，豐富我們研究的內容”[4]。作者認為，不論是做個案研究、綜合研究，還是做比較研究，都會起到這種作用。作者舉《文獻通考》與《通典》相比較，舉《史通》和《文史通義》的一些篇目所討論的問題，用以說明自己的論點。從以上這幾個方麵來看，作者對史學遺產問題，確有深刻的和係統的考慮，其中許多見解在今天仍值得有關研究者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