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我們要簡括地說明史學史意識的產生和發展，這更是討論中國史學研究對象時不可回避的問題。“史學史”這個概念被明確提出來，是20世紀20年代的事情，這要歸功於梁啟超。[39]但中國史家（不限於史家）的史學史意識的產生和發展卻由來已久，有漫長的曆程和豐富的內涵。20世紀80年代，曾經有過關於“中國史學史之史”的討論，似未引起人們更多的重視，因而未曾深入展開討論。其實，從中國史學史研究對象來考察的話，這是一次很有意義的討論，它表明了中國史家的史學史意識的悠久、豐富和深刻。[40]這裏，我不再重複有關的論點，而是著重從史學史意識發展的軌跡所表現出來的若幹特點，講一點新的認識。
說到史學史意識的產生，從比較明確的意義上看，班彪當為前驅。他在續《太史公書》（《史記》）而作“後傳”時，曾“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所論從《詩》《書》到國史，從《春秋》到《左氏傳》和《國語》，從《世本》到《戰國策》，從《楚漢春秋》到《太史公書》，他都講到了，並由此得到這樣的認識：“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觀前，聖人之耳目也。”[41]可以認為，班彪的史學史意識是明確而突出的。南朝劉勰作《文心雕龍·史傳》，是史學史意識發展上的新進展。該篇前一部分簡述了先秦、秦漢、三國兩晉時期的曆史撰述，後一部分討論了曆史撰述同政治的關係、史書體裁的創建與演變、撰史的“實錄”精神和“信史”原則，以及史家的博識和文采，它包含了對史學之曆史的追尋和對內涵的分析。《隋書·經籍誌二》以分類為基礎，考察了曆史撰述的源流與存佚，是史學史意識發展上的又一種重要的表現形式，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盛唐時期的劉知幾在史學史意識上具有更加突出的自覺性，《史通》以“史”和“通”連用而名書，可以證明這一點。他說：“史之稱通，其來自久。”[42]可見他是很看重這一點的。《史通》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六家》《二體》《雜述》等篇，是互有聯係的、頗具規模的史學史論著。《史官建置》於篇首稱：“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於篇末稱：“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古今正史》於篇末也說：“大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概如此。”這都是極明確的史學史意識的表述形式。《史通》的許多篇目是論述史書的體裁、體例，而這些論述也反映出作者之曆史考察的意識與方法。晚唐人馬植“以文學政事為時所知”[43]，時人劉柯有《與馬植書》，稱：“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於是依次列舉言東漢、言國誌、言晉洛京史、言江左史、言宋史、言齊史、言梁史、言陳史、言十六國史、言魏史、言北齊史、言後周史、言隋書、言皇家受命等，一目了然。[44]從《隋誌》、劉知幾到劉柯，可以看到唐代學人的史學史意識的發展之清晰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