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史”的含義的演變，即從史官到史書、史事，是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是同中國古代史學的進步和人們對史學認識的不斷提高相聯係的。這裏，我們要進一步講到“史學”這個概念的出現、使用及其意義。中國史學產生於先秦時期，至今有三千多年的曆史。但人們關於“史學”這一概念的使用卻要晚得多，大致說來，它始於東晉十六國，其內涵則顯現於唐、宋，而豐富於明、清，也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
“史學”這一概念的較早提出，很可能始於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後趙石勒稱王之年。史載東晉太興二年（319年），石勒稱趙王，“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宮。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鹹、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21]。祭酒，本意指老者、長者，後轉意為功高者，其後更進而轉意為學官中的領頭人物，如“漢置博士，至東京，凡十四人，而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謂之博士祭酒……晉武帝鹹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國子祭酒一人”[22]。律學，即法律之學。晉製，設有律學博士[23]；十六國時期之後秦，姚興亦曾“立律學於長安”[24]。石勒置經學祭酒、律學祭酒、史學祭酒，在政治上是一件很重要的舉措；而“史學”立為官學之一，這在史學發展上也有重要意義。其後，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征雷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25]。至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26]。從經、律、史到儒、玄、史、文，再到玄、儒、文、史，一百五十年間，史學始終是官學的一個重要方麵。盡管當時人們沒有對“史學”的內涵做出明確的解說，但它對推動史學的發展無疑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同後來隋唐之際“《漢書》學”的勃興，唐初官修史書的繁盛，史學成為科舉考試中的獨立科目，都有密切的關係。中晚唐之際，殷侑鑒於本朝科舉取士曾有“史科”名目，而“近日已來，史學都廢，至於有身處班列，朝廷舊章昧而莫知者，況乎前代之載，焉能知之”[27]，於是建議恢複史科考試，並在國子監提倡生徒攻讀“三史”，即《史記》《漢書》《後漢書》。殷侑所說的“史學”，從表麵上看是從科舉考試方麵提出來的，但他所說的有關史學的內容則是“曆代史書，皆記當時善惡，係以褒貶，垂諭勸戒”，認為《史記》《漢書》《後漢書》“旨義詳明，懲惡勸善，亞於六經，堪為代（世）教”，卻又不僅僅是從科舉考試出發的，而是著眼於史書本身的社會意義。史稱，殷侑任諫議大夫，“論朝廷治亂得失，前後凡八十四通”[28]，這同他關注史學是有關係的。顧炎武引用南宋倪思的話，說“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為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跡，俾加討究，有補國家”[29]。倪思所言“史學”，不僅內容豐富還富有卓見，認為不論是統一時期的曆史，還是分裂時期的曆史，都有許多值得借鑒的經驗教訓。元初胡三省稱“先君篤史學”，重視史注博洽、書法義例；故認為“史學不敢廢也”[30]，承先人教誨，作《資治通鑒音注》。這裏說的“史學”主要是編纂學、文獻學方麵的內容，從而豐富了“史學”內涵。此後，使用“史學”這個概念的人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有新意。元末明初陶宗儀撰《輟耕錄》一書，其友人稱其書說：“上兼六經百氏之旨，下極稗官小史之談。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聞。其采摭之博，侈於白貼；研核之精，擬於洪筆。論議抑揚，有傷今慨古之思；鋪張盛美，為忠臣孝子之勸。文章製度，不辨而明；疑似根據，可覽而悉。蓋唐宋以來，專門史學之所未讓。雖周室之藏，郯子之對，有不待環轍而後知，又豈抵掌談笑以求賢於優孟者哉。”[31]他說的“專門史學”的含義，既包含了廣泛的社會曆史，又包含了專精的治學之道，是對於“史學”的極恢宏的理解。到了清代乾嘉時期，人們對“史學”的認識又有了更大的發展。阮元認為：“國初以來，諸儒或言道德，或言經術，或言史學，或言天學，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韻，或言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錢辛楣先能兼其成。”[32]阮元所說的“史學”，一是從不同的學問領域來看待，已帶有學科分類思想的含義；二是就錢大昕的史學來看，認為他“於正史、雜史，無不尋討，訂千年未正之訛”。所謂“訛”，既有史事之訛，也有編纂之訛，可見其研究領域異常遼闊。錢大昕同章學誠，是中國古代賦予“史學”以最豐富的內容和最深刻的含義的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