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繼承中不斷創新，在創新中包含著繼承，中國古代史學的這個優良傳統，是其連續性發展的生機，同時也在一個重要方麵反映著中國文明之連續性的發展。
這種繼承和創新，反映在史學發展的各個方麵。從直觀的方麵來看，它首先反映在史書內容和形式的發展上，反映在史書文字表述之美學形式的發展上，反映在曆史文獻的研究和整理上；從深層的含義來看，它也反映出曆史觀點的進步和史學批評的發展。本文這一部分，僅就史書的內容和形式問題及史學批評問題，簡略地闡述繼承和創新的統一這一優良傳統。
中國古代之有國史，當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在內容上參考了周王室和諸侯國之史，故《春秋》大致上反映了春秋時期曆史概況。《春秋》按年、月、日記事的體例，當是孔子在繼承國史形式上的新發展。《左傳》在形式上和斷限上都略同於《春秋》，但所記曆史內容則大為豐富，並且寫出了一些具體、生動的人物，甚至還記述了個別曆史事件的始末，擴大了編年體史書記事的容量，這是在繼承《春秋》基礎上的新創造，是《左傳》在記事上對《春秋》的發展。與此同時，《國語》也發展了《尚書》記言的規模。隨著曆史的進步，以及史官製度和私人撰述的發展，出現了編年體通史的萌芽《竹書紀年》和綜合體史書的萌芽《世本》。這是在“百家爭鳴”局麵下，史家曆史視野開闊的反映。這些先秦時期的史書，有的相互間有聯係，而大多數則無直接的聯係。司馬遷以傑出的創新才能，綜合先秦史籍和秦及漢初文獻，寫出了千古“絕唱”的《史記》。《史記》的五種體例，即本紀、表、書、世家、列傳，都可以從先秦史籍中找到蹤跡，但在各自的成就上，尤其是在綜合地反映曆史進程上，則是先秦任何一部史書都無法比擬的。繼承和創新相結合所造成的史學的巨大發展，在這裏表現得極為充分，使人驚歎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