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實，即秉筆直書，是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經世致用也是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求實和經世的關係，反映在有些具體問題上，是錯綜複雜的，但從古代史學的整體來看，它們之間存在著協調和一致的關係。
早在中國史學開始興起的時期，秉筆直書就成為史家的崇高美德而受到稱讚。尤其是孔子因晉國史官董狐的“書法無隱”而稱他是“古之良史”[18]，以及《左傳》作者記述了齊國太史、南史氏為書“崔杼弑其君”[19]而不惜以死殉職，這種秉筆直書的精神就成為史家遵循的傳統。所以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寫了“辭宗邱明，直歸南、董”的名句。北周史家柳虯也說：“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20]唐代史家吳兢，即《貞觀政要》的作者，曾因當麵拒絕當朝宰相張說希望將武後實錄改寫數字的請求，而被時人譽為“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21]。這種優良傳統，也為曆史上少數民族政權的史家所繼承。史載，遼興宗獵於秋山，而熊虎傷死數十人，有司奏聞於朝，史臣蕭韓家奴即書於史冊，遼興宗命其刪去，“韓家奴既出，複書。他日，帝見之曰：‘史筆當如是’”[22]。金朝對史官記事頗多限製，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年）修起居注，移刺傑上書說：“朝奏屏人議事，史官亦不與聞，無由紀錄。”經大臣們引經據典，金世宗也從《貞觀政要》記事中得到啟發，於是，“朝奏屏人議事，記注官不避自此始”[23]。所有這些，表明了秉筆直書傳統影響的深遠。
劉知幾撰《史通》，有《直書》《曲筆》兩篇，指出了史學上“直書”與“曲筆”的對立，分析了它們的利害。劉知幾認為“直書”“直詞”是實錄的前提，而“曲筆”“誣書”則會造成實錄難求。劉知幾正是從曆史撰述是否是“實錄”這一根本點上，來劃清“直書”與“曲筆”的界限的。這集中地反映出了中國古代史學之求實精神。這種求實的精神自司馬遷《史記》被譽為“實錄”之後，便成為大多數史家追求的目標，形成了優良的史學傳統。當然，“曲筆”也是史學上的客觀存在，劉知幾剖析了它的種種表現形式和產生的原因，也舉出了不少這方麵的實例。在劉知幾以後，這種現象也時有出現。但從史學發展的全貌來看，亦恰如劉知幾所說：“史之曲筆誣書，不過一二，語其罪負，為失已多。”[24]這個看法是具有辯證因素的。曲筆作史危害很大，造成的史事上的錯誤也不少，但在整個史學上畢竟隻占少數。這就是說，直書是主流，曲筆不可能成為主流。這是因為：第一，曲筆違背了“書法無隱”的古老傳統，也跟人們的曆史意識不斷發展的趨勢相悖。第二，任何時代出現的曲筆，都不會符合那個時代所提倡的道德規範，因而不可能成為公開提倡的行為，即使出於維護“名教”而曲筆，也難得為嚴肅的史家所接受。第三，由於上述兩點原因，絕大多數史家是以董狐、南史、司馬遷為效法的楷模，存實錄、寫信史成為他們追求的目標。第四，從史學發展的連貫性來看，任何得計於一時的曲筆作史，終究要為後人所揭露和糾正，這在中國古代史學上是可以舉出不少實例來證明的。要之，可以認為：曲筆隻是史學上的支流，而直書是史學上的主流。認清這二者的關係和作用，對於全麵估價中國古代史學的曆史價值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