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求文采、重視考據，是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探索理論，也是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這三個方麵，曆來為中國古代史家所重視，它們也從總的麵貌上反映了中國古代史學的特點。《左傳》寫戰爭、寫辭令，《國語》寫曆史形勢，《戰國策》寫說客辯詞，都各有成就。《史記》第一次把人作為曆史活動的中心看待，寫出了各階層人物的群相和他們的內心世界。它寫戰爭、寫重要的曆史場麵也極精彩。《漢書》《後漢書》《三國誌》在不少方麵繼承了《史記》的傳統。《資治通鑒》寫戰爭，也繼承了《左傳》《史記》的傳統，並有所發展。史書文字表述之美，增強了史學自身的生命力，同時也擴大了它的社會影響和社會作用。
中國古代史學的突出優點是重視對於曆史的記述，這種記述不僅需要講求文采，而尤其需要講求真實，故曆來重視對於曆史事實的考證。司馬遷寫《史記》很重視文獻，對有些文獻運用得也很謹慎，他通過實地考察還糾正了一些傳聞的錯誤。中國古代有發達的史注，史注的作用或補充史事，或保存異說，或訓釋名物，或揭示訛誤，成為古代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至司馬光作《資治通鑒考異》，這種傳統已發展到具有豐富內涵和十分自覺的程度。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是以金石文字補史、考史的專書。到了清代，更有一批史家以其在考史方麵的卓越成就而形成一個學派，即乾嘉考史派。王鳴盛、錢大昕、趙翼、崔述等人是這一學派的代表，他們的方法和實踐早於德國“蘭克學派”創始人蘭克的八十年左右。
長期以來，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古代史學隻重視記述，不重視理論，甚至認為它沒有理論。這種認識是片麵的。產生這種片麵認識的原因很多，有兩點可能是比較重要的。一是我國曆史學界對於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成就尚未做深入的發掘和研究，以致給人以“理論貧乏”的錯覺；一是有些研究者慣於用西方史學，尤其是近代以來西方史學的理論形式為標準，來衡量中國古代史學在理論上的輕重、長短。這兩種情況，都是應當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