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代表性的史家及其撰述，一般都具有恢廓的曆史視野。這種氣勢和規模，從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已開拓了廣闊的前景。史學批評家劉知幾是不推崇通史撰述的，但他也還是承認《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10]，肯定“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誌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11]是其所長。司馬遷的曆史視野，不論在時間方麵還是在空間方麵都是空前的，在中國古代史學上開“會通之道”的先河。劉知幾稱讚《漢書》“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12]皇朝史撰述即由此而興。皇朝史的曆史視野因受皇朝興亡的局限，不如通史那樣遼遠，但也頗具恢宏氣象。例如，《漢書》記西漢230年曆史，“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即所謂“敘帝星，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姓，讚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13]。一部皇朝史，包含這麽廣闊的內容，史家若無恢廓的曆史視野，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司馬遷以後，杜佑、司馬光、鄭樵、馬端臨等，以不同形式的曆史撰述，發展了“會通之旨”，他們的論述均顯示出恢廓的曆史視野。自《漢書》以下，《續漢書》《宋書》《魏書》、唐修《晉書》、“五代史”及《五代史誌》等，也都在相當的程度上展現了史家遼遠的視野。對中國古代史家的這種傳統，《隋書·經籍誌》史部諸序已做了概括。其史部大序說：
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眾職，鹹所貳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範圍神化，昭明令德，窮聖人之至賾，詳一代之亹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