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是具有深刻的曆史意識的民族。從《尚書·召誥》說的“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到龔自珍倡言“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1]，這種曆史意識從古代一直貫穿到近代，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麵。中國古代史學曆數千年而綿延不絕，史家、史著代有新出，史觀、史法不斷進步，正是這種具有深刻的曆史意識之民族特點的反映。
西方思想史、科學史上，有兩位名聲顯赫的學者驚歎於中華民族所具有的這種深刻的曆史意識。一位是黑格爾，他說：“中國‘曆史作家’的層出不窮、繼續不斷，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2]另一位是李約瑟，他在論到司馬遷關於商代曆史的撰述時寫道：
一般認為，司馬遷不可能擁有足夠的一千多年以前的史料來寫曆史。可是，當人們從無可爭辯的真跡——安陽甲骨文——中清楚地找到商代三十個帝王中的二十三個帝王的名字時……大家可以想象，許多人該是何等地驚異。由此可見，司馬遷一定擁有相當可靠的史料。這一事實再一次說明中國人有深刻的曆史意識，也說明對商代是完全應予承認的。[3]
他們是從世界各民族的特點和“中國人”這個整體來看待這個問題的，因而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
這種深刻的曆史意識通過史學的發展，反映在曆史觀點上的成就，首先，是認識到曆史、現實、未來的聯係，如司馬遷說的“述往事，思來者”[4]。其次，是承認曆史是變化的，如《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引史墨說的“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因此，“通古今之變”成為史家追求的目標之一。再次，是肯定曆史在變化中的進步，如杜佑論分封、郡縣利弊，認為“建國利一宗，列郡利萬姓”[5]；論民族風尚，認為“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6]；論人材，認為“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7]，等等，反映出鮮明的曆史進化思想。最後，是最突出的一點，即認為曆史可以為現實提供借鑒，如司馬光所說“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8]。這些曆史觀點，以及其他一些進步的曆史觀點，在中國古代史學中，每一個方麵都有豐富的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