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以“禮”來劃分民族間的界限，固然出於對周禮的崇敬，如其所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11]他認為諸夷同諸華的最大區別，在於諸夷在文化上落後，沒有如同周禮那樣被他視為完美的製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高度評價管仲相桓公成就霸業：“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12]在孔子看來，夷狄的披發左衽是無法接受的。
但是，在劇烈的曆史變動中，孔子的思想也在發生變化。孔子向遠方小國國君問學後發表感慨，反映出了他的民族觀與文化觀。史載郯子朝聘於魯，魯昭公問及少皞氏以鳥名官之事，郯子對答如流。於是孔子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猶信。”[13]其實，郯子並非夷狄君長，隻是地處偏遠，與夷雜居而已。從孔子的問學以及他所發出的感慨，可以得到以下認識。第一，在最遵循周禮、文化素養最高的魯國，人們對於有關少皞氏等有關傳說已不甚了解，而處在偏遠地區的郯子卻清晰地娓娓道來，這在當時實在是一種不可理解的現象，說明文化在傳承和擴散過程中會出現人們始料不及的情況。第二，郯子的談話，涉及多方麵的曆史傳說，可以視為有關文化認同的一次有力的闡述。第三，孔子具有好學的精神，即使對來自偏遠地區的郯子，也虛心求教。第四，問學之後，孔子感慨地認為，人們通常所說“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的話，原本是真實可信的，由此引申出一個令人深思的文化現象，即文化的傳播不受地域的局限，也不受民族的局限，即使居於夷地的小國之君，同樣可以熟悉古代的典製。綜而言之，孔子的這種民族觀和文化觀，同他執著於周禮是完全吻合的。正因為如此，孔子才產生了“欲居九夷”[14]的打算，並強調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15]這充分顯示出孔子華夷觀的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