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從大國爭霸到七雄兼並戰爭，一方麵推進了各地區、各民族的聯係，促進了民族間的交往和融合；另一方麵也造成了社會的長期動**，人民無法休養生息。因此，處於戰國中期的孟子提出了天下應當“定於一”和“不嗜殺人者能一之”[22]的曆史性的命題。秦、漢皇朝的先後建立，實現了“定於一”的曆史形勢。在政治大一統的曆史條件下，史學家的民族觀念有了新的發展，“大一統”出現了多種形式。
統一的政治局麵之所以能夠出現，有其深刻的曆史原因。政論家、史論家賈誼對此有深刻的分析，他指出，當時“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23]，從曆史發展上揭示了秦皇朝統一事業得以成功的最深刻的社會原因和主要動力。這些分析的本質是：社會需要統一，人民渴望統一。
曆史形勢的發展深刻地影響著史學家思想發展。這不僅反映在史論家的言論之中，也反映在史學家的著作以及與史學家著作有關的著作之中。《春秋》作為較早的編年史著作，對後世有很大影響。隨著曆史形勢的發展，政治統一局麵的出現。人們對《春秋》的解說也在發生變化。例如，《春秋公羊傳》在解釋《春秋》所記隱公元年之“春王正月”時，強調了“大一統”觀念，這或許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24]的觀念有關；但是，這在更大程度上當是同秦、漢的統一事業相聯係。[25]
在這個問題上，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臨終與司馬遷的談話，反映得十分突出。司馬談強調了從“諸侯相兼”到“海內一統”的曆史變化（《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而這正是他們父子史學事業的曆史背景。這裏所說的“海內一統”比之於《春秋公羊傳》說的“大一統”，具有更具體的曆史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