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條件與民族的形成、民族間的差別以及各民族間的交往也有密切的關係。
中國史學家很早就重視記載各個民族的曆史，同時，他們也注意到地理條件與民族發展的關係。杜佑在《通典》中就談論到這個問題，他說：“覆載之內，日月所臨，華夏居土中，生物受氣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產厚而類繁。所以誕生聖賢，繼施法教，隨時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長幼之序立，五常十倫之教備，孝慈生焉，恩愛篤焉，主威張而下安，權不分而法一，生人大齎，實在於斯。”至於少數民族地區，則是“其地偏，其氣梗，不生聖哲，莫革舊風，誥訓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內，疏而不戚”[24]。杜佑在這裏提出的有些論點是不足取的，但反映了史學家試圖從地理條件的差別上去說明漢族社會發展和少數民族社會發展有很大不同的原因。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由於中國許多少數民族基本分布在全國的周邊地區，因而與主要聚居在長江、黃河中下遊地區的漢族相比，在氣候條件、土壤條件和地理環境的其他許多方麵有很大的不同；同時，北方少數民族和南方少數民族在地理條件上的差別顯得更為突出。一般說來，漢族居住的地區宜於農業；北方民族居住的地區，氣溫低，多草原、沙漠，宜於牧業。南方民族居住的地區多高山、丘陵，氣溫較高，宜於農業。這對於各個民族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麵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可見，民族特點的形成和各民族間的差別，是同地理條件之不同有關的。例如，北方民族因交通便利容易走向聯合，社會發展的進程也比較快，這與他們從事集體的遊牧活動、具有勇敢的精神有關。南方民族，往往局促於山地，交通不便，極不利於聯係和融合。這是南方民族雖然在民族數量上超過北方民族，但在社會發展上卻落後於北方民族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由此也可以說明這樣一個曆史現象：北方民族曾經一次又一次地進入中原地區，而南方民族卻很少有過類似的活動。從民族文化來看，北方民族與南方民族的發展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