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很早就產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和“定於一”的大一統思想[10]，但政治上統一局麵的出現、發展和鞏固，卻經曆了漫長的過程。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爭霸和群雄兼並，出現了秦、漢皇朝的統一的政治局麵；而秦、漢統一後卻又出現了分裂割據的政治局麵。隋、唐皇朝的統一有過於秦、漢，但隋、唐之後再一次出現了分裂割據的局麵；不過分裂並沒有長期存在，最後是元、明、清三朝的統一。造成這種曆史現象的原因固然有種種，而中國地理條件之局部的獨立性和整體的統一性的特點，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先從地理條件之局部的獨立性來看。由於中國地域遼闊，極容易形成一些地理條件較好的天然區域，這些區域的土壤、氣候和物產，可以形成若幹個並立的經濟、政治中心。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曆史條件下，這種形勢正是各地封建勢力分疆割據的有利的客觀條件。[11]漢初，劉濞為首的叛亂，固有其政治上的原因，“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12]，這種地理條件所造成的物質力量無疑也是重要的原因。諸葛亮在東漢末年預見到三國鼎立的政治局麵，也是充分考慮到江東“國險而民附”“益州險塞，沃野千裏，天府之土”[13]這些地理條件的。中唐以後，藩鎮割據日甚一日，這與安史之亂後中央集權的衰弱有很大的關係，但因地理條件而造成的各地經濟、政治發展的相對獨立性，仍然是一個基本的原因。中唐時期的政治家、史學家杜佑論天下形勢，說巴蜀之地，“土肥沃，無凶歲。山重複，四塞險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14]；青州，“古齊，號稱強國，憑負山海，擅利鹽鐵。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資之而興霸”[15]；揚州，“江淮濱海，地非形勢，得之與失，未必輕重，故不暇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拒守，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16]；荊楚之地，風俗“略同揚州，雜以蠻左，率多勁悍。南朝鼎立，皆為重鎮。然兵強財富，地逼勢危，稱兵跋扈，無代不有”[17]。杜佑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下，從地理條件和曆史經驗來說明政治統治的不安定的原因，見解是很深刻的。在曆史上持續了近千年的分封製和郡縣製的爭論，也同地理條件與政治統治局麵的關係相關聯著。從主張郡縣製的人來說，他們反對分封製，就包含了從地理條件上考慮問題的因素。西漢賈誼主張“眾建諸侯而少其力”，認為“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18]，這句話明顯地考慮到封國地域範圍的廣狹及其所可能提供的物質條件與封建割據的關係。唐人李百藥認為，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實行分封製，使“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為采地”[19]，勢必要造成“紀綱弛紊”的局麵。柳宗元認為，周代“裂土田而瓜分之”，而周王“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20]，是其衰微喪亡的主要原因。他們也是把地理條件作為立論的根據之一。至於南北朝的對峙，五代十國的割據，以至宋、遼、西夏和宋、金的並立，都是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下出現的，不可做完全等同的看待，但地理條件的因素卻是一個重要的物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