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遼宋西夏金元時期，尤其是兩宋時期，中國古代史學有了更大的發展。通史、民族史、當代史、曆史文獻學等方麵，在這時期都取得了許多新成果。史學批評在相當廣泛的範圍裏進一步展開，史學理論在不少問題的認識上更加深入，在表現形式上亦更加豐富了。這幾個方麵表明，中國古代史學理論進入了它的發展階段。
沒有批評就沒有發展。史學理論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史學批評來實現的。這個時期的史學批評範圍擴大了，不少問題的討論更加深入了。北宋，如吳縝、曾鞏；南宋，如鄭樵、朱熹、洪邁、葉適、陳振孫、晁公武；元初，如馬端臨等，在史學批評方麵都各有成就。
北宋官書《冊府元龜·國史部》在編纂思想上有很明確的批評意識，其公正、采撰、論議、記注、疏謬、不實、非才等門的序，以及國史部總序，在史學批評的理論上都提出了一些新問題。《論議》門序說：“至於考正先民之異同，論次一時之類例，斷以年紀，裁以體範，深述懲勸之本，極談書法之事，或列於封疏，或形於奏記。”這是對前人“論議”的問題做了歸納，也反映出作者在史學理論方麵所做的思考。其以《公正》《恩獎》等門稱讚史學上“執簡之餘芳，書法之遺懿者”與“鴻碩之誌，良直之士”，而以《疏謬》《不實》《非才》諸門批評史家撰述上的種種弊端。《冊府元龜·國史部》立《疏謬》門，並增立《不實》《非才》兩門，使三者有所區別，是對《史通·紕繆》的繼承和發展，在理論上是有價值的。吳縝撰《新唐書糾謬》《五代史纂誤》，都是專就一部史書的“謬”“誤”進行評論。例如，《新唐書糾謬》按其所擿舉之謬誤，取其同類，加以整比，厘為20門，即以無為有、似實而虛、書事失實、自相違舛、年月時世差互、官爵姓名謬誤、世係鄉裏無法、尊敬君親不嚴、紀誌表傳不相符合、載述脫誤、事狀叢複、宜削而反存、當書而反闕、義例不明、先後失序、編次未當、與奪不常、事有可疑、字書非是。它能列舉出這麽多的批評項目來，雖然未必都很中肯，但人們還是可以從中得到不少啟發的。作者指出《新唐書》致誤的八條原因，也具有這樣的性質。在史學批評理論方麵，吳縝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什麽是“信史”？他給“信史”做了這樣的理論概括：“必也編次、事實、詳略、取舍、褒貶、文采，莫不適當，稽諸前人而不謬，傳之後世而無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後學觀之而莫敢輕議，然後可以號信史。反是，則篇帙愈多，而譏譙愈眾，奈天下後世何！”[20]給“信史”做這樣的規範、下這樣的定義，在史學上以前還沒有過。第二，史學批評的標準是什麽？他說：“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為史之意。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為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為史之意矣。”[21]把事實、褒貶、文采，尤其是事實作為史學批評標準，在以前也是不曾有過的。《新唐書糾謬》在史學批評的理論和方法上，都有不可忽視的價值。曾鞏撰有《南齊書目錄序》《梁書目錄序》《陳書目錄序》等文，反映出他的史學批評思想。曾鞏指出：曆史上的經驗教訓要能“傳於久”，為後人“法戒”，“則必得其所托”，“此史之所以作也”。這實際上是講到了曆史的鑒戒作用是通過曆史撰述作為中介來實現的，其中包含了把客觀曆史和曆史撰述加以區別開來的思想。曾鞏還對“良史”提出了明確的標準：“嚐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22]這裏提出了“明”“道”“智”“文”四個概念，同劉知幾提出的才、學、識相參照，前者更強調了“適天下之用”，這一個變化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