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在司馬遷、班固所奠定的基礎上，中國史學有了更大的發展。這時期的史學理論，已不限於提出來一些重要問題進行新的探討，而且提出了係統的史學批評理論。這是古代史學理論的形成時期。南朝梁人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唐初政治家關於史學的言論、《晉書》卷82有關史家的傳記、《隋書·經籍誌》史部諸序等，都是反映這個時期史學理論發展的重要文獻。尤其是劉知幾的《史通》，提出了係統的史學批評的理論和方法論，標誌著古代史學理論的形成，是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裏程碑。
《文心雕龍·史傳》篇，是《史記·太史公自序》以後較早的評論史學的專篇。它認為史書具有使人們“居今識古”“彰善癉惡，樹之風聲”的作用，提出撰史的要求是：“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征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製，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它認為在曆史編纂上最難處理的是對於史事的“總會”和“詮配”，並強調“述遠”而不致“誣矯”“記近”，應杜絕“回邪”，以存信史為貴。《晉書》卷82記載了陳壽等兩晉時期12個史家的傳記，實際上是關於史家的類傳。本卷後論說：“古之王者鹹建史臣，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後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這不是評論一部史書或一個史家，而是從理論上說明“史臣”的政治作用和社會作用。這反映了唐初史家對於“史臣”群體的曆史地位的重視，也反映了他們對於一個朝代的史家活動的曆史的重視。這兩點都表明：從曆史活動來看，史家成為考察和撰述的對象之一，是史學在社會生活中日益為人們所重視的結果；從史學活動來看，對於“史家”群體的研究和評論，正是史學活動主體對於自身曆史的反省。《晉書》卷82在這方麵是一個開端。其讚語的最後一句話是：“鹹被簡冊，共傳遙祀。”這是既涉及曆史又涉及史學的、意味深長的一句話。《隋書·經籍誌》史部在史學發展上有重大貢獻。從史學理論來看，它的貢獻在於：第一，它把史書分成13個類別，從而對曆史撰述的範圍提出了明確的界說。這13類的名稱是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係、簿錄。第二，《隋誌》的曆史文獻分類思想具有力圖反映史書之時代特征的自覺意識，這在霸史、雜傳、譜係等類尤為突出。第三，它對史官所應具備的知識和所承擔的職責做了簡明的概括，這就是：“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眾職，鹹所貳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範圍神化，昭明令德，窮聖人之至賾，詳一代之亹亹。”[9]《隋誌》還考察了各類史書的源流，並做了簡要的評價，這在史學史上有重要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