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春秋、戰國之際到秦漢時期，中國古代史學理論逐步產生了。其標誌是《春秋》《左傳》和《史記》等書所反映出來的對於史學的認識。從《春秋》和《左傳》來看，它們的作者已經有了明確的史學意識；從《史記》來看，它更是突出地反映了司馬遷的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這可以被看作古代史學理論產生階段的主要特點。
《春秋》在史學意識上的突出反映，一是“屬辭比事”，二是用例的思想。例如，《禮記·經解》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比事”，是按年、時、月、日的順序排比史事，是編年紀事的概括性說法。“屬辭”，是指在表述史事時講求遣詞造句，注重文辭的錘煉。“屬辭比事而不亂”，所謂“不亂”，除了編年紀事這種體裁之外，還包含了“屬辭”中用例的思想。孔子修《春秋》，記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在史事和時間的關係的處理上，是“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1]，逐年編次。《春秋》以記魯史為主，而包括周王朝及列國在這一時期的大事，這就要求匯集、編次同一段時間裏發生在不同地區的史事。這是“比事”中對史事和空間之關係的處理。“比事”，還有一層含義，是對諸多史事比其大小、輕重而有所取舍、詳略，以便用較少的文字表達出較多的曆史情況和論斷。這就是所謂的“約其文辭而指博”。春秋時期，史事頭緒紛繁，《春秋》的比事在對史事處理、史書編撰上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春秋》的“屬辭”，首先也是有一定的體例上的要求。同是記戰爭，有伐、侵、入、戰、圍、救、取、執、潰、滅、敗等不同的寫法。同是記殺人，有殺、弑、盡殺、誘殺、殲等不同的寫法。同是記人的死亡，有崩、薨、卒等不同的寫法。《春秋》的“屬辭”，還有綴輯文辭上的要求，即對於言辭、文采的重視。孔子重視言辭、文采的運用及其在社會實踐中的效果，尤其重視對文辭的斟酌，認為：“言之無文，行而不遠。”[2]司馬遷說，“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3]這反映了孔子對曆史撰述在文辭要求上的嚴肅態度。《左傳》作者概括《春秋》在這方麵的成就，說：“《春秋》之稱，微而顯，誌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4]後來《左傳》《史記》都繼承發展了《春秋》這方麵的成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