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繼承並極大地發展了《春秋》重人事的思想。《史記》以前的史書，或以記言為中心，或以記事為中心，而《史記》則是以記人為中心的綜合體史書。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在闡述這個問題時是從三個層麵上來說明的：第一個層麵，是記“王跡所興”而“著十二本紀”；第二個層麵，是記“輔拂股肱之臣”而“作三十世家”；第三個層麵，是記“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各階層人物而“作七十列傳”。這樣，司馬遷就不僅在觀念上，而且也在具體的撰述上，確立了人在曆史演進過程中的中心位置。這是中國史學上人本主義傳統真正確立的標誌。此外，司馬遷為了厘清時代劃分和事件紛繁而“作十表”，為了寫出曆代典章製度的“承敝通變”而“作八書”，而“表”與“書”所記內容，也都反映了人的活動，從而揭示了以人物為中心的社會風貌和曆史進程軌跡。
這裏，不妨舉“表”“書”為例，以明其意。例如，《史記·三代世表》序寫道：
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餘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鹹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係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殷以前的“諸侯”已不甚了然，故“不可得而譜”，周以來的諸侯“頗可著”，史家隻能“疑則傳疑，蓋其慎也”。因此，司馬遷隻能以《五帝係譜》《尚書》做參考，“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表中所列，自黃帝以下，有顓頊屬、俈屬、堯屬、舜屬、夏屬、殷屬、周屬等，而其先人皆出於黃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