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重人事
關於天、人和天人關係的認識，是中國古代人們曆史觀念中最重要的問題。由於人在曆史中的作用是客觀存在的，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觀察到的，因此，即使在“天命”觀念占據主導地位的年代，也還是經過傳說或記載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隨著曆史的進步、文明的發展，經過漫長的輕天命、重人事的認識階段，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們逐步走向了自覺地闡說人在曆史中的重要位置。這一自覺的認識過程，在先秦、秦漢時期的曆史著作中，《春秋》開其端倪，《史記》集其大成。
自春秋時期開始，重人輕天的觀念不斷發展，《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書，越來越突出地講到人在曆史發展中的作用。當然，這些記載或論述，還隻是零星的和初步的。一部史書，不僅在觀念上，而且在內容上和形式上，真正確立了人在曆史發展中所占有的主要地位，則自《史記》開始。因此，司馬遷所提出的“究天人之際”的問題的本質，歸根到底是要全麵地說明人在曆史發展中的主體作用。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孔子《春秋》對司馬遷的重大影響。司馬遷認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又說：“《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1]司馬遷說《春秋》“王道備，人事浹”[2]，所謂“王道”，就是周禮或周禮所規定的社會秩序。“禮”是“秩序”，孔子講得很清楚。他說：“上好禮，則民易使也。”[3]他又說：“不知禮，無以立也。”[4]“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