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講時與勢，已涉及“理”。所謂理在勢中，“理”是“勢”的本質闡發，即“理”是對於“勢”的說明。換言之，“理”是說明或解釋“勢”的存在及表現的道理。
關於“道”，在中國思想史上有多種含義：或是世界的本原，先天地而生；或是萬物的載體，萬事萬物皆在“道”的包含之中；或是綜合貫通萬物之理，是一切道理的總匯，等等。在史學家的語匯與範疇體係中，“道”大致有三種含義：一是指原則、法度；二是指常理、法則；三是指道理或根本之理。這都是針對社會曆史而言。其中，有與思想史上所說之“道”相近之處，有的則具有史學自身的針對性。
司馬遷在《史記·曆書》序中寫道：“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這裏說的“道”，當是指法度而言。他在《史記·貨殖列傳》序中這樣說：“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這裏說的“道”，似可近於當作常理、法則理解。
元初史家馬端臨指出：“《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製。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38]所謂“會通因仍之道”的“道”，一方麵是指史家的曆史撰述思想，另一方麵也是更深層的方麵，是指“理亂興衰”“典章經製”內在的聯係，即其中的常理和法度。至於清人龔自珍說的“欲知大道，必先為史”[39]，這個“道”當是指社會曆史運動中的根本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