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曆史理論還有一個特點，這就是它的名篇、名著極具魅力，故能傳之久遠，為曆代學人所重視。在中國古代曆史理論領域中，名篇以數百計，名著以數十計，這個估計當不為過。這裏，於名篇，舉賈誼《過秦論》為例；於名著，舉劉邵《人物誌》、王夫之《讀通鑒論》為例，以窺其理論上的魅力。
關於《過秦論》。司馬遷在寫了《秦始皇本紀》之後，發表議論說：“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40]司馬遷沒有講到秦何以興、何以亡，隻是含蓄地指出了秦始皇不可一世的心態，他隻用了一句話“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從而引證賈誼的《過秦論》，以此來評論秦朝的興亡之故。
《過秦論》分上下篇，司馬遷所引為下篇。今本《史記·秦始皇本紀》後論所引，下篇在前，上篇在後，上篇乃後人以己意所補。[41]這裏，我們以上、下篇為序略做評析。《過秦論》上篇，敘述了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職之備，外連衡而鬥諸侯”，逐漸強盛起來。自孝公至莊襄王，秦國處於平穩發展時期，“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指出了秦國由弱而強的過程。到了秦始皇時期，他“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禦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製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企圖建立“子孫帝王萬世之業”，指出了秦始皇麵對成功而不可一世，以致政策失誤，故始皇既沒而天下大亂。其政策失誤主要在於“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這種情況，秦二世非但沒有革除，反而不斷加劇，以致“自君卿以下至於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鹹不安其位，故易動也”。這就是為什麽陳涉振臂一呼，天下響應的緣故。《過秦論》下篇指出，秦朝在二世之後，“子嬰立，遂不悟”，而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危機加深，“向使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但情況恰恰不是如此。總的看來，“秦王（按：指秦始皇——引者）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賈誼在《過秦論》中最後寫道：“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漢之際的曆史變動，是中國古代曆史上最重大的社會劇變之一，賈誼《過秦論》的總結可以說是經典性的論斷。它不僅從曆史上考察了秦朝興起、衰亡的過程和原因，而且從理論上反複說明了“攻守之勢異”，則“取之”之術與“守之”之術亦當有異。這個具有哲理性的曆史經驗，是漢初許多有識之士所關注的。《過秦論》之所以成為千古名篇，在於它對如此重大的曆史變動做了合乎於理性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