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嚐離事而言理”，即“事”中有“理”，“理”不離“事”，在闡明事實的基礎上論述道理，這是中國古代曆史理論的另一個鮮明特點。
司馬遷在回答壺遂提出的孔子為何要作《春秋》的問題時說：“餘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28]司馬遷引孔子的話“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意謂發表議論不如寫出事實更有說服力，而事實之中自亦不無道理，故《春秋》一書可以稱得上是“王道之大者也”。這個認識，當是促使司馬遷撰寫《史記》一書的思想淵源之一。但是，司馬遷所處的時代跟孔子所處的時代畢竟有很大的差別：孔子所處的時代，史學尚在興起之初，孔子所見前人的重要議論，主要是《易》《詩》《書》等。司馬遷所處的時代，史學已有了一定的發展，《左傳》《國語》及戰國諸子的史論，十分豐富，漢初思想家的史論、政論也十分豐富。由於時代條件的不同，決定了《史記》和《春秋》的差別：第一，《史記》不可能像《春秋》那樣簡略；第二，司馬遷也不可能像孔子那樣微言大義。這就是《史記》之所以能夠既是材料翔實的曆史著作，又包含有豐富的曆史理論的緣故。司馬遷和《史記》的這種麵貌，對中國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般說來，中國古代史家講曆史理論都不脫離講曆史事實。追本溯源，孔子開其端緒，又經司馬遷加以發展，形成了這種風格。就《史記》來說，從全局看，司馬遷所關注的曆史理論問題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他對這個重大曆史理論問題的揭示，是通過“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29]來實現的。從局部看，司馬遷作十表，而於諸表序文中闡述對曆史進程的認識；他作《秦始皇本紀》，而借用賈誼《過秦論》分析秦朝興亡的曆史原因；他作《平準書》《貨殖列傳》，而在相關序文中揭示出經濟生活的重要和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並由此窺見社會曆史變動的法則；他作《儒林列傳》，而在序文中闡明了思想文化的重要性，等等。凡此，說明司馬遷的曆史理論都是在敘述曆史事實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而不是他所說的“空言”。其後，班固、荀悅、陳壽、範曄、魏徵、杜佑、司馬光、範祖禹、王夫之、趙翼等人，在曆史理論上多有成就，而他們的風格，都是從司馬遷那裏繼承下來的，並各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