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中國古代曆史理論的又一個特點。中國古代曆史理論遺產的厚重，自然有自成體係的著作傳世，顯示出理論上的分量。然而，它的厚重還表現在另一個方麵，即人們對重大曆史問題的關注和探索的累代相傳，曆時既久而探討愈深，從而形成了一些理論的“重心”。以往我們對於中國古代曆史理論在發展上的這一特點未曾十分關注，以為中國古代史學在曆史理論方麵談不上有什麽理論體係，這是因為我們沒有用連貫的和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一領域。現在，我們改變一下視角，就不難發現，前人對一些重大曆史問題的理論探究是帶有連貫性的；而這種連貫性的生成和發展，把曆史理論不斷推向深入。
這裏，我們可以舉興亡論、君主論、封建論等一般理論層麵上的幾個問題來做簡略的說明。
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和史學家很早就有關於君主的評論。東漢末年，荀悅提出“六主”[6]，即六種類型的君主的見解，可以認為是比較係統的關於君主的認識。唐初，虞世南著《帝王略論》，多用比較之法，縱論君主優劣，對唐朝以前的曆代君主進行全麵的評價，這是中國史學上較早的“君主論”專書。其後司馬光撰《稽古錄》，提出人君的“道”“德”“才”三者應有的準則[7]，是從正麵闡述了關於君主的理論。北宋王欽若等人編纂的《冊府元龜》，其“帝王部”含81卷，分128門記君主事，是揭示君主和君主現象的綜合性撰述。明末清初，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其《原君》篇對君主的產生及其作用進行分析、批判，把古代的君主論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顯示出早期啟蒙思想的光焰。
朝代興亡，社會治亂，是曆史上人們最關注的問題之一。西周初年，周公是十分注重總結曆史經驗的政治家。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曆史的變動，王室的衰微，諸侯的興滅，促使史學家和思想家做深入的思考，《左傳》《國語》及諸子之書，多有這方麵的討論。漢初，麵對秦亡漢興的巨大變動，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都在探究其中的原因。陸賈、賈誼、晁錯的史論和政論，多有關於興亡得失的名作。史學家司馬遷更是明確提出了“稽其成敗興壞之理”[8]的曆史撰述任務。此後，關於興亡成敗的討論，不絕於世。如唐初史家用比較方法探討秦、隋興亡的原因[9]，朱敬則的《十代興亡論》縱論南北朝的得失成敗；宋代司馬光強調，一部《資治通鑒》的主旨即在於“關國家興衰，係生民休戚”[10]之事，而範祖禹《唐鑒》一書則是把揭示唐朝何以興、何以亡、後人何以為鑒作為撰述的目的；南宋史家為時勢所激，具有深刻的憂患意識，他們的撰述主旨都以興亡盛衰為核心；明清之際，朝代更迭，社會動**，史學家的興亡之論繼續深化，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宋論》是在這方麵影響力最大的著作。總之，關於治亂興衰的著作，舉不勝舉。這是因為，從社會運行的實際軌跡來看，不論是統治集團，還是下層民眾，都希望社會得以長治久安，但客觀形勢卻並非如此，朝代更迭有之，天下大亂有之，人們不得不思考朝代何以興、社會何以治的問題，此其一。其二，從思想傳統來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修齊治平”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準則，是中國古代尤其是兩漢以降士人的思想中不可動搖的信念。正是這種信念對曆代史學家的撰述旨趣有極大的影響，重視關於興亡成敗的探討就成為他們的天職和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