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學擁有厚重的曆史理論遺產，它主要表現為三種存在形式。第一種形式，是作為史書之構成的一個部分的“史論”；第二種形式，是獨立的曆史評論專篇；第三種形式，是曆史評論專書。多種存在形式，這是中國古代曆史理論的一個特點。
又如《左傳·隱公四年》記：“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籲而（石）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這是針對下述史事發表的評論：衛國人州籲殺衛國國君而自立，衛大夫石碏之子石厚與州籲交往甚密，石碏乃用計殺死州籲，同時派人殺死本人之子石厚，故《左傳》作者稱石碏為“純臣”，表彰“大義滅親”之舉。《左傳》的曆史評論多類此。因《左傳》記春秋曆史，而孔子為春秋末年人，故《左傳》也引用孔子言論來評論史事；從孔子來說，這帶有批評時事的性質，而對《左傳》作者和後人來說，自也是評論曆史的一部分。
《左傳》的“君子曰”這種曆史評論形式，在秦漢以後的中國史學上獲得長足的發展。《史記》的紀、表、書、世家、列傳中的“太史公曰”堪為佳作，反映了司馬遷的曆史見解，其中多有理論上的建樹。在《漢書》等曆代正史中，其紀、表、誌、傳中的史論亦有許多佳作，不乏理論上的創見。以《漢紀》《後漢紀》《資治通鑒》等為代表的編年體史書，在形式上可以說是直接繼承、發展了《左傳》的“君子曰”的風格，所不同的是它們更著意於興亡治亂之故的評論。以《通典》為代表的典製體史書，其曆史評論涉及國家職能的各個方麵，包含經濟、官製、法製、地方建置、民族等。這種形式的曆史評論，在中國古代其他體裁的史書中，也不同程度地有所反映。
其次說第二種形式。在中國古代曆史文獻中，獨立的曆史評論專篇占有重要的分量。它們多存在於各種文集、總集、文選、奏議、書信之中，有些也散見於各種史書的征引之中。就曆代文集來說，曆史評論的文章在在多有，且不乏千古名篇，如柳宗元的《封建論》、歐陽修的《正統論》等，皆見於文集之中。又如總集《文苑英華》，專立“史論”一目，所收曆史評論專篇，以論曆代興亡為主，其中有的原文已佚，賴此得以流傳。有的曆史評論專篇，久已遺佚，隻是由於史書的引用才得以保存下來，如《國語·周語下》載太子晉諫周靈王語、《國語·鄭語》載史伯論周王室行將衰落語、《國語·楚語下》載觀射父對楚昭王所問語等，都是涉及曆史進程問題的重要篇章。《國語》以記言著稱，所載時人問對，多含有評論曆史的內容。秦漢以下，如《史記·太史公自序》載司馬談《論六家要指》，《秦始皇本紀》載賈誼《過秦論》，《後漢書·班彪列傳》載班彪《王命論》，《三國誌·蜀書》載諸葛亮《隆中對》，《舊唐書·馬周傳》載馬周答唐太宗問治國之方略語等，都是有名的史論和政論。此種專篇，史書中保存很多，是一份極其重要的思想遺產。以上所舉種種史論專篇，或指陳曆史形勢，或縱論興亡成敗，或闡說曆史環境與政治體製之關係，或論述某個皇朝存在之根據，都具有鮮明的理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