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5月，李大釗（署名李守常）所著《史學要論》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史學要論》是李大釗係統地闡述他的史學思想的一部精粹之作。全書凡六章，結構嚴謹，言簡意賅，具有理論的深刻與實踐的**相結合的特點。
第一章論述“什麽是曆史”。其主要論點包括以下幾點。第一，曆史撰述所反映的“曆史”，並不等同於“活的曆史”，即客觀曆史本身。李大釗指出：“不錯，我們若想研究中國的曆史，像那《史記》咧，《二十四史》咧，《紫陽綱目》咧，《資治通鑒》咧，乃至其他種種曆史的紀錄，都是很豐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須要廣搜，要精選，要確考，要整理。但是他們無論怎樣重要，隻能說是曆史的紀錄，是研究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說他們就是曆史。這些卷帙，冊案，圖表，典籍，全是這活的曆史一部分的縮影，而不是這活的曆史的本體。”[18]指出這種區別和聯係，在理論上使人們懂得“曆史的本體”即“活的曆史”比曆史撰述所反映的內容更生動、更豐富，從而拓展了人們的曆史視野；在實踐上則使人們可以感受到自己也生活在“活的曆史”之中，增強對於曆史的體察和責任。第二，曆史就是社會的變革。李大釗寫道：“這樣講來，我們所謂活的曆史，不是些寫的紀的東西，乃是些進展的行動的東西。寫的紀的，可以任意始終於一定的範圍內；而曆史的事實的本身，則永遠生動無已。不但這整個的曆史是活的東西，就是這些寫入紀錄的曆史的事實，亦是生動的，進步的，與時俱變的。”[19]第三，曆史是一個整體，是不可能割斷的。李大釗認為：“曆史是亙過去、現在、未來的整個的全人類生活。”[20]全人類的曆史如此，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曆史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