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不少治史者對於曆史（或曰史事）與史學的區分不甚關注，這頗有礙於對史學理論的探討。本書的理論價值在於，輯者十分明確地把握了關於“史學”自身方麵的問題，並把它概括為“要義”。我們從書中所輯諸文可以看到，卜大有受到劉向、《隋書·經籍誌》《史通》、曾鞏、鄭樵、馬端臨等史家、史書的啟發頗多。可以認為，《史學要義》大致上勾畫出了上起西漢、下迄明代人們關於史學之認識的軌跡。如果說在此之前，唐代史家劉知幾的《史通》是以作者自己的評論來描繪唐初以前的這一軌跡的話，那麽卜大有的《史學要義》則是以諸家所論來鋪築漢、明間的這一軌跡。二書的識見和影響自有高下之分，但其旨趣確有相通之處。從這個意義上說，《史學要義》在中國古代史學思想史上是應當占有一席之地的。
輯者的勤於搜求和精於取裁，使《史學要義》在文獻上的價值也很突出。書中所輯之文，重要而常見者自不必論說，貴在輯者的視野開闊，采擷廣泛，多有新的發掘。例如，宋人唐庚論“古史官不專注記”，王安國“後周書目錄序”，張唐英“讀《史通》”；明人陸深論“曆代史官建置”“論作史義例”“作史法”，楊慎論《史通》等，多不甚為人們所關注。此類文章，占有一定分量。這對於從文獻發掘方麵推動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當然，《史學要義》也存在一些明顯的疏漏和缺點。第一，失收一些重要論述，如司馬遷《報任安書》、劉勰《文心雕龍·史傳》、唐高祖和唐太宗修史詔書、吳縝《新唐書糾謬序》等。第二，所收諸文，多有出處不詳者，如凡署作者姓名之文，均無出處，不便於查對、校勘。第三，標目錯誤或不當，如卷1所收《範曄傳》，作者卻署為“陳壽”。查此傳輯自《南史》卷33《範泰傳》附《範曄傳》，作者應署為李延壽。同卷目錄中有《答韓愈論史官書》，當作《與韓愈論史官書》；“雜史”之下署為“《隋書·藝文誌》”，當作《隋書·經籍誌》；“司馬談司馬遷”之下署為“司馬遷自序”，當作“《史記·太史公自序》”。卷2目錄中的《陳壽傳》《習鑿齒傳》《幹寶傳》，均署為“唐太宗”，實誤，這是受了《晉書》曾被題為“禦撰”的影響而致誤；“李大師李延壽”下署為“《北史·李延壽自序》”，當作“《北史·序傳》”。卷4有“宋史九朝實錄”，文錄自宋人洪邁《容齋三筆》，原作“九朝國史”，所改非是，等等。第四，補卷稱“史學要義補卷之五”，於義不妥，且文、目分離，不符合史書編纂體例，於閱讀亦頗不便。產生以上這些疏漏和缺點的原因是多方麵的，而謄抄、刻印、校勘中出現的問題較多，這或許也反映了明人刻書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