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批評的一條重要標準
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朱熹論讀書，講到讀史時，提出了這樣一個見解：“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1]這話，反映出他的史學批評思想，可以作為史學批評的一條重要標準看待。
什麽是曆史上的“大倫理”？朱熹論《春秋》說：“《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2]他根據《春秋》隱公元年的書法及所記載的幾件事，認為孔子作《春秋》一開始便講到了君臣之事、夫婦之事、朋友之事、兄弟之事，把“人倫”都講到了。從《春秋》經文來看，這裏有的說法比較勉強，有的說法還存在著爭議，姑且不去論它。這裏要說明的隻是：所謂“大倫理”，當指在君臣、夫婦、兄弟、朋友這幾層關係基礎上的大是大非。朱熹還說：“《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3]這或許就是他認為的“倫理”中之“大”者。他反對經學家把《春秋》“穿鑿得全無義理”的做法。王夫之也認為：“君臣、父子，人之大倫也。世衰道喪之日，有無君臣而猶有父子者，未有無父子而得有君臣者也。”[4]這是曆史上自春秋至明清的“大倫理”。
什麽是“大機會”？朱熹沒有明說。他論讀史時還講過下麵這段話，似可理解為“大機會”或與“大機會”有相近的含義：“人讀史書，節目處需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皆用背得，方是。”[5]他又說：“嚐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樸《平邊策》編為一卷。”[6]顯然，在朱熹看來，這幾件事情很重要，有的是曆史進程中的契機，帶有轉折性質的。朱熹論三國形勢，可以看作“大機會”的一個比較詳細的注腳。他說：曹操認識到“據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資”，但卻被袁紹搶先了一步，以致“後來崎嶇萬狀，尋得個獻帝來，為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著”。故曹操終究不失為能夠把握“大機會”的人物，“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7]。孫權、劉備雖不及曹操，但足以“自保”，以一度成鼎足之勢，也還是可以稱得上能夠抓住“大機會”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