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曆史的兩種視野
一、馬、班曆史視野的歧義
史學家對曆史的觀察，因其旨趣和視野的不同而會產生種種歧義。會通與斷代，是比較突出的一種歧義。對於這種歧義的討論和批評，一般都要從司馬遷、班固說起。
司馬遷著《史記》的目標之一，是“通古今之變”。他在這方麵的具體的撰述要求，大致可以概括為五點。第一，探究“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或者說是“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這是從政治的興衰得失之故上著眼的。第二，考察“禮樂損益，律曆改易”以及社會經濟生活的“承敝通變”，這是從典章製度和社會風氣的演變著眼的。第三，在觀察曆史的視野上，他是“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認為“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這是從曆史進程的連續性著眼的。第四，他“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這是從曆史文獻的搜求和處理上著眼的。第五，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即除王侯、皇帝、封君外，凡“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之人，為之作傳入史，這是從人在曆史活動中的作用著眼的。因此，《史記》成為一部內容豐富、結構恢宏的“曆黃帝以來至（漢武帝）太初而迄”的通史[1]。
東漢班固著《漢書》，因著意強調“漢紹堯運，以建帝業”，故不讚成把西漢皇朝的曆史“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的做法。他的撰述目的，是要證明經王莽之後“係唐統，接漢緒”的東漢皇朝之“盛哉乎斯世”的偉業的由來。班固說：“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2]他作《典引篇》，歌頌“高、光二聖”，“以膺當天之正統”；又說“赫赫聖漢，巍巍唐基”，天、地、人之偉績“匪堯不興”“匪漢不弘”[3]。西漢皇朝的曆史已經結束，而東漢皇朝創業未久，班固生當其間，其曆史視野集中於西漢一代史事，自有曆史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原因，這裏不再一一考察。《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值得注意的是，《漢書》的內容也是很豐富的，所謂“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讚篇章”[4]，正是言簡意賅地概括了它的紀、表、誌、傳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