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三年來，不論是在學術會議上，還是在與學術界同行的交談中，都提到這樣一個問題：當今中國史學史研究怎樣在繼續現有的研究模式中而又不斷有所突破，並進一步提升這一研究？那麽，什麽是現有的研究模式呢？概括起來就是：某某史學家撰寫了某一部史書，其思想和體裁體例是怎樣的，其價值和局限又是怎樣的，等等。這幾乎成了一種“套路”。這種“套路”是否應有些變化？我也在不斷思考這一問題。現將一點不成熟的想法發表出來，和同行們討論。
一、五十年的回顧
這裏說的回顧，是指自今上溯至1961年這半個世紀的範圍。這是因為，1961年教育部召開了全國文科教材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上，作為國家行為，決定編寫中國史學史教材，並對編寫教材的工作做了明確的分工[2]。同時，以這次會議為契機，從1961年至1963年，全國各地的許多史學工作者展開了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和中國史學史教材編寫的熱烈討論[3]。今天看來，20世紀60年代初的這次大討論，為中國史學史研究步入新的起點做了理論上和方法上的準備。白壽彝先生在1964年發表的《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的商榷》一文[4]，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對這次大討論的一個總結。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大討論的過程中，中華書局於1962年重印了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一書，白壽彝發表了《談史學遺產》的長篇論文[5]。這一書一文，對推動中國史學史研究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正當中國史學史研究即將步入新的起點時，十年“**”動亂阻止了這一進程。而當這一新的起點重新到來之時，那已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了。這個新的起點有兩個重要標誌，一是1980年吳澤主編的《中國史學史論集》（一）（二）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是1981年白壽彝主編的《史學史研究》季刊正式在國內外公開發行。前者是對過往的總結，後者是對未來的開辟，在史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此後數年中，朱傑勤《中國古代史學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劉節《中國史學史稿》（中州書畫社，1982年）、倉修良、魏得良撰寫的《中國古代史學史簡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吳澤、楊翼驤主編的《中國曆史大辭典·史學史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尹達主編的《中國史學發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等相繼出版。至於研究論文的發表，更是逐年上升，佳作累累。這些論著的出版和發表，開創了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新局麵，並推動中國史學史研究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