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很早的時候起，中國先民在認識外部世界和認識自身時，就提出“通變”“通識”的觀念，這種觀念在不同的事物上反映出來，都閃爍著先民的智慧的光焰。
《周易·係辭下》說：“通其變，使民不倦。”又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可見，這種“通變”的思想，來自對社會和曆史的觀察和提煉。《禮記·經解》引孔子的話說：“疏通知遠《書》教也。”這可以看作關於《尚書》特點及其重要性的鮮明概括。《禮記·曲禮上》指出：“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這是關於教導人們自我修養和做人的原則。唐初史家作《五代史誌》即《隋書·經籍誌》時，於史部大序起首寫道：“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眾職，成所貳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這是把《尚書》的“疏通知遠”和古時君子之“博聞強識”的自我修養融合起來，這可以看作對史官學識與器局即通識的高度概括。這在古代史學家中有突出的表現並形成優良傳統，使中國史學具有深邃的曆史思想和豐富的曆史智慧。
在這方麵，首先要說到的是太史公司馬遷。他在《史記·平準書》後論中寫道：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雲。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2]
這段話，前半部是反映了司馬遷重視“通”，從“高辛氏之前”說起，繼而論到“唐虞之際”“殷周之世”；後半部是反映了司馬遷重視“變”，他從考察曆史中發現“事變多故而亦反是”的法則，亦即“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從這裏看出，因為“通”而發現“變”。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認識了事物的全過程，才能找到其中固有的規律。司馬遷接著又寫道：“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在司馬遷看來“變”是社會曆史中的常態。社會要穩定，要發展，就必須做到“承弊易變，使民不倦”，所以他在這篇史論最後得出這樣的結論：“無異故雲，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