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史學上，可以同太史公司馬遷相提並論的隻有兩人。一是跟他的時代相距較近的班固，史稱“馬班”；二是跟他的時代相距較遠的司馬光，史稱“兩司馬”。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是我國古代史學成長時期產生的兩部巨著，它們奠定了我國古代史學發展的堅實的基礎，同時開“二十四史”之先河，成為紀傳體史書的傑出的代表作。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是我國古代史學發展時期出現的浩大的史學工程之一，成為古代編年體史書的最高成就和總結性作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往往被用來作為我國古代史學的代表性著作。
“二十四史”卷帙浩繁，一般讀者，甚至曆史學專業工作者都難以遍讀；即使是與《資治通鑒》內容相關的“十七史”，盡讀亦屬不易。《資治通鑒》就不一樣了，不僅卷帙少得多，而且全書貫穿一氣，是一般讀者能夠通讀下來的。嶽麓書社考慮到廣大讀者的需要和專業工作者研究的方便，以涵芬樓影宋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即通常所稱“乙十一行本”白文標點出版，與現今中華書局胡注點校本並行，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出版者囑我為《資治通鑒》白文標點本寫一篇序，意在對這部書作一個簡單的介紹，以便於讀者的閱讀。我是很樂於接受這個任務的。
一、《資治通鑒》的體裁
《資治通鑒》是一部編年體通史，凡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戰國時期三家分晉（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之末（959年），記述了其間1362年的史事。另有《目錄》《考異》各三十卷，與之相輔而行，《目錄》相當於大事年表，《考異》是說明史料取舍之故。
編年體史書的特點，是以時間為中心，按年月記事，易於反映曆史發展的總的進程。我國的編年體史書，發端於春秋戰國時期成書的《春秋》《左傳》，自東漢荀悅著《漢紀》以後至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而有了相當的發展。據《新唐書·藝文誌》著錄，“編年類”史書共有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實際數字，當不止於此。這些書大多早已亡佚，而且一般也都是記一個時期或一個皇朝的史事，其中以今存的《漢紀》和東晉袁宏所撰《後漢紀》最為知名。值得提出的是，唐代史家在通史撰述上是做出了不小貢獻的，這些通史撰述在表現形式上有紀傳體、編年體、典製體、傳記體、文征體等，從而把司馬遷開創的“通史家風”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其中，蕭穎士、馬總、姚康都曾撰有編年體通史著作。蕭書“起漢元年訖隋義寧”，凡百篇。[2]馬書名《通曆》，起自“太古”，迄於隋朝，凡十卷。姚書稱，《統史》，“上自開辟，下盡隋朝”，共三百卷，是一部部帙宏大，內容豐富的著作。[3]蕭，姚二書已佚，馬書佚前三卷，存後七卷。這些事實說明，《資治通鑒》這樣的編年體通史巨製的產生，是我國編年體史書長期發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