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和野史，是人們學習、研究曆史不可缺少的兩大部類史料。一千多年來，學人對於正史和野史的含義以及它們分別在史料學上之價值的認識，看法歧義，以至大相徑庭。對上述問題的正確認識，乃是關係到正確對待史學遺產的問題，對當前的史學研究有著現實意義。
一、關於正史
正史和野史的區分及其名稱的產生，是在中國古代史學已經十分發展的情況下出現的。金毓黻先生認為：“正史之名，始見《隋誌》。”[2]此乃本於《四庫全書總目》“正史之名，見於《隋誌》”[3]之說。而新編《辭海》（1979年版）則謂：“梁阮孝緒有《正史削繁》正史之名始見於此。”《隋誌》成書於7世紀中期即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而阮孝緒（479—536年）是5世紀和6世紀之交的人，其《正史削繁》當比《隋誌》早一百二三十年。可惜阮書已佚，故我們現在討論正史含義，隻有從《隋誌》說起。
《隋書·經籍誌》於史部書首列正史類，其序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可見《隋誌》所謂正史，指的是《史記》《漢書》一類的紀傳體史書。除紀傳體各史之外，尚包括關於這些史書的集注、集解、音訓、音義、駁議等著作。劉知幾撰《史通》，特敘《古今正史》篇，然其所謂正史含義與《隋誌》大不相同。他在《史通·古今正史》篇結末處寫道：“大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概如此。蓋屬詞比事，以月係年，為史事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盡於斯矣。自餘偏記小說，則不暇具而論之。”這裏，劉知幾是把自古以來凡“史臣撰錄”之書，盡視為“正史”。因此，上起先秦的《尚書》《春秋》，下迄唐初的官修諸史，不論編年、紀傳，都在《古今正史》論列範圍之內。他的正史含義比《隋誌》寬廣得多。以上兩種關於正史的含義，對後世都有一定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