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處在思想異常活躍的世紀之交的年代。從學術史來看成，百年回顧，恰是為了在新世紀到來後更好地邁步。史學亦然。
20世紀的中國史學，從世紀開始時就有“新史學”的提出，如今將要走過一個世紀的曆程。百年之中，學派林立，名家輩出，碩果紛呈，或推重方法，或講求史料，或倡言史觀，林林總總，可謂輝煌。今天人們麵對百年史學，不論是回顧，是總結，是批判繼承，是重新評價，該從何談起呢？盡管見仁見智，在所難免，而學術史的研究畢竟是嚴肅的事業，需要人們嚴肅對待；同時，史學同任何事物一樣，其發展也必有基本和本質的方麵，也需要人們認真看待。基於這一認識，我認為，從中國史學發展之總的進程來看，從史學的本質屬性來看，曆史觀的進步是20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認清這一點，是把握20世紀中國史學的關鍵。
20世紀中國史學在曆史觀上的進步表現為兩個發展階段，即從古代曆史思想之積極成果——樸素的唯物觀點和樸素的進化觀點——到近代進化論，從近代進化論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前一個階段完成於20世紀初；後一個階段完成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並在50年代得到廣泛傳播。這兩個階段都是中國史學上具有根本性質的變革，而後者則使曆史學走上了科學發展的道路。關於進化論和唯物史觀如何引入，如何傳播，如何確立，足資參考。那麽，為什麽說20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是曆史觀的進步呢？
首先，在悠久的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盡管曆史觀也在不斷地進步；但是，百年左右，曆史觀出現兩次根本性變革，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20世紀的中國史家十分強調曆史觀的重要。如“新史學”的倡導者梁啟超認為：史學即是“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於是便產生了“曆史哲學”；“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有斷然也”。這樣，他就把“公理公例”“曆史哲學”同“良史”直接聯係真來了，又如從疑古走向考信的顧頡剛，在其於1945年所著的《當代中國史學》一書的“引論”中，關於“民國成立以後”中國史學之進步的原因，也十分強調曆史觀的重要，他寫道：“過去人認為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後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觀輸入以後，人們才知道曆史是進化的，後世的文明遠過於古代，這整個改變了國人對曆史的觀念。”這是他對“西洋的新史觀的輸入”的評價，比之於梁啟超之限於“良史”的判斷來得更加廣泛。再如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創始人郭沫若，在其第一部曆史著作中不無針對性地指出：“談‘國故’的夫子們喲！你們除飽讀戴東原、王念孫、章學誠之外，也應該知道還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沒有辯證唯物論的觀念，連‘國故’都不好讓你們輕談。”[2]其鋒芒不在梁啟超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