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研究民俗學的，隻是偶爾也讀一點這方麵的書，但是，我對鍾敬文先生的人格和他的學問都很崇敬。在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我記得，白壽彝先生曾跟鍾先生商量，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可以設幾個研究室，其中有一個是民俗學研究室，還有民族學研究室、方誌學研究室等。後來史學研究所受到規模的限製，隻設立了史學史研究室和中國通史研究室。我還記得，好像第一次全國民俗研討會，就是白壽彝先生請史學研究所副所長劉淑娟老師協助鍾老籌備的。這些往事都說明，我們的老一輩學者在思想上、學術見解上，彼此都非常了解，能夠做到互相支持，這對我們這些晚輩是很大的教育。
我今天到這裏開會，主要是學習。鍾先生雖然離開了我們，但是對於他的學問，從感情上講，從理性上講，我反而覺得越來越近了，越來越親切了。當然，還沒有看到即將出版的20卷的《鍾敬文全集》，但讀著現在鍾老有關的書，我已經受到很多啟發和教育。
我想講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理論修養和學科建設問題。我的專業是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主要是研究中國史學史。鍾先生有關文章和著作，使我深深感到，要想在學術發展上，特別是在學科建設上，有所作為，有所前進，是需要理論修養的。如果沒有理論修養，想要向前推進學科建設，其實是很難的。我讀了中華書局出版的《鍾敬文文選》，前麵有一個《序言》，是董曉萍教授撰寫的。這篇序言對鍾先生的學術和學術思想做了全麵的、深入的論述，我從中學到了許多東西，對民俗學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尤其是我讀了鍾先生的《建立中國民俗學派》《關於民俗學結構體係的設想》等幾篇宏文，受到很大啟發，思想上產生了震撼，鍾先生提出的互相聯係的一些概念，如“民俗”“民俗史”“民俗學”“民俗學史”等，把它們換位到曆史學領域中來，也是可以借鑒的。曆史學界有一些同行對這類問題弄不清楚，但是，讀鍾先生的書，讀他的文章，他深入淺出地闡述了這些概念，講得非常清楚。這使我進一步認識到：某一種學科建設，隻有它的學術帶頭人具有很高的理論修養，很寬闊的視野，才能夠把一些基本概念提煉出來，加以區別，同時建立聯係，而且讓後學晚輩們都能夠了解他的思想，他的理論學說就能推廣到學科建設中去。我想，這是一個學科得以建立起來，並且能夠不斷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關於學科建設的體係，不能不具體說到“民俗”與“民俗學”的概念。在中國的史學遺產裏麵，在《詩經》《史記》等曆史典籍裏麵，包含了大量的民俗的文獻資料。我想特別提到唐代史家杜佑撰寫的宏偉的典製體通史《通典》一書，它也是記錄民俗的寶庫。《通典》講到州郡的時候，每一個地方都有關於民俗的記載，都有專門的篇章、段落記述民俗，這些史料都非常重要。顯然，民俗是史書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曆史學研究曆史，無疑也要關注民俗，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俗學與曆史學是交叉的，是互相包容的：有人甚至認為，根據《風俗通義》一書，可以另寫一部東漢史。這或許有些誇張，但至少表明《風俗通義》的特殊重要性。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和史學家顧炎武很重視民俗，他對“周末風俗”“兩漢風俗”“宋世風俗”都有所論述，他還引用他人的話說：“風俗者，天下之大事。”[2]當然，他講的是廣義的風俗，包括各方麵的社會風氣。鍾先生提出的用民俗學研究民俗，這是一種現代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他從這個高度，肯定曆史文獻的價值，提出“民俗史”和“民俗學史”的概念，並提出和建設起“曆史民俗學”。我對於鍾先生的學問，對於鍾先生的這些高屋建瓴的看法，覺得距離我越來越近，也越來越親切了。我還要好好地讀書，同時要讀鍾先生的書，因為鍾先生的書跟中國史學史有很多相通之處，我們要用學術前輩的成果來推進曆史學的學科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