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學蘊含著豐富的曆史理論與史學理論遺產，本文試對此做一簡要概述。這裏，先從古代史學關於“論”的旨趣、傳統和特點談起。
一、“論”的旨趣、傳統與特點
中國古代學人不僅有“論”的旨趣，而且有重視“論”的優良傳統。在思想史上，如孔子後學所編《論語》，如《荀子·天論》，如王充《論衡》等，以“論”名書、名篇者累世不絕。在史學上，司馬遷之父太史公司馬談是較早重視“論”的史家。司馬遷這樣寫道：“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湣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2]這是中國古代：史家明確提出“論”的較早的記載。其後，《史記》各卷卷末的“太史公曰”，班固著《漢書》於紀、傳之末發表議論，謂之曰“讚”。其實，“太史公曰”與《漢書》的“讚”，本質上都是“論”（這種“論”的形式，可以上溯到《左傳》中的“君子曰”）。值得注意的是，班固《漢書·司馬遷傳》卷末評論司馬遷：“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雲雲。這裏，也用了“論”字。
到了南朝宋人範曄撰《後漢書》，重視“論”的自覺程度就顯得十分突出了。他不僅在紀傳的卷末既有“論曰”，又有“讚曰”，而且對他所做的“論”自視甚高。他這樣寫道：
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嚐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諸誌，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複未果。讚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