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家具有講求德、才、學、識的優良傳統，四者皆備，是史學家修養的最高境界。其中，“史德”是指對曆史事實的忠實、對史學事業的忠誠，二者密不可分。“史學”，是指曆史知識和相關知識的累積。“史才”，是指對曆史知識駕馭的能力和曆史撰述的能力以及文字表達的能力。“史識”，是指對具體史事、曆史進程判斷的能力和對史學這項事業、這門學問的理解能力。今天我們講理論修養問題，主要同前賢所論史識直接相關，也同史德、史才、史學密不可分。
一、中國史學具有重視思想和理論的優良傳統
在中國曆史上，孟子是較早對曆史著作的內容、思想和表述進行評論的思想家，他在講到事、文、義的內涵時，特別指出孔子最重視“義”[2]。孔子重視的“義”，是褒貶之“義”，是價值判斷，而判斷的標準是《周禮》。我們讀《春秋》《論語》《禮記》等書，對此感受極深。顯然，孔子時代的指導思想，是以《周禮》為依據的[3]。
孔子之後，大史學家司馬遷強調“好學深思，心知其意”[4]，所謂“心知其意”，也是強調思想的重要。司馬遷在理論上的許多論斷，反映出他在這方麵的深厚修養，如他指出：
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無異故雲，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5]
這是指出了事物變化的法則，以及這一法則背後的原因。又如，司馬遷指出：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