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對待曆史事實
一、采撰的得與失
中國史學曆來推重信史。史學批評家往往從史家或史書對曆史文獻處理的得當與否、對曆史事實和非曆史事實的認識與抉擇，來考察曆史撰述是否符合信史的要求。
劉勰認為，史家“述遠”難免“誣矯”，“記近”易生“回邪”，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史學現象。他在《文心雕龍》卷四《史傳》篇中闡述了這個見解：
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高雲：“傳聞異辭。”荀況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1]
這一段話表明：前人提出的小心地對待“傳聞”而慎於“錄遠”，都是遵循“文疑則闕”的原則而看重信史的。反之，出於好奇而產生輕率的做法，即“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必然導致曆史記載的“訛濫”而脫離“信史”的要求。劉勰還指出，至於“記近”，則常為“世情利害”所影響，以致“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嗤埋”。這又使同時代的人受到冤枉，實在令人歎息。
“錄遠”而生出“愛奇”之心，“記近”而囿於“世情利害”，這都不是以事實為根據的，是史家之大忌。因此，劉勰尖銳的同時也不無憂慮地說道：即使像司馬遷、班固那樣博通古今的嚴肅史家，還不斷受到後人的批評；“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有了很大的發展，但發展中也產生了新的弊端。劉勰所尖銳批評的“錄遠”以至“誣矯”，“記近”而生“回邪”的史學現象，正是這種弊端的反映。
劉勰的批評，推動了史學自身的反省。劉知幾在《史通·采撰》中，把這個批評更加理論化了，同時也更加具體化了。劉知幾首先引證孔子說的“吾猶及史之闕文”[2]的話，說明“史文有闕，其來尚矣”，隻有“博雅君子”，才能“補其遺逸”，指出“采撰”是史家應當慎重對待的問題。同時他又指出：自古以來，“征求異說，采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這是優秀史家的必經之途。如左丘明的“博”而“洽聞”，司馬遷、班固的“雅”能“取信”，正是他們采撰的成功之處。這裏，包含著劉知幾對采撰的辯證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