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作史態度與“心術”
一、“書法無隱”的傳統
在中國古代史學上，“書法無隱”是一個古老的優良傳統，也是史學批評的根本原則之一。
先從兩件史事說起——
《左傳》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記晉國事說：
趙穿殺靈公於桃園，宣子（即趙盾——引者）未出山而複。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詩》曰：‘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1]
這是發生在春秋中期的事情。孔子是春秋末年人，所以他稱董狐是“古之良史”，稱趙盾為“古之良大夫”。這裏，孔子提出了一個評價“良史”的標準：“書法無隱。”書法，是史官記事的法度；無隱，是不加隱諱。“書法無隱”不僅是史官應當遵循的，而且執政的大夫也受到它的約束，以致為此而蒙受惡名。可見，這個法度是久有傳統的了。
當然，從孔子稱讚董狐這件事情的另一麵來看，說明史學上也存在著破壞法度的觀象。《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記齊國崔杼派人殺死國君莊公後太史書事的遭遇：
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指崔杼——引者）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2]
這件事情說明，史官真正要做到“書法無隱”，是很不容易的，隨時都準備以身相殉。盡管如此，優秀的史官仍然遵循著這個法度，董狐、齊太史、南史氏就是這樣的“良史”。
這都是我國古代史學興起時期的事情，但這種優良傳統一直影響著古代史學的發展，是史家提倡的一種精神境界，也是人們評價史家的一個標準。南朝劉勰評論史學時有這樣兩句話：“辭宗丘明，直歸南董。”[3]意謂史家文辭應以左丘明為宗匠，直筆而書當以南史氏、董狐為依歸。西魏史家柳虯在一篇上疏中寫道：“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4]他們說的“直”“直筆”，都是直接從“書法無隱”概括而來。換言之，“書法無隱”就是直筆的主要含義；秉筆直書，就是董狐精神。唐朝史家吳兢撰寫實錄，秉筆直書，不取人情，即使麵對權貴也無所阿容，時人稱讚他說：“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