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學批評的曆史和理論
一、鳥瞰史學批評的曆程
中國史學產生於先秦時期，在秦漢以後逐漸發展起來。而史學批評的產生和發展，並不完全與史學的發展同步，至少在它的早期階段是這樣。
但是，史學批評的意識，在先秦時期已經開始滋生。如《左傳》之評論《春秋》，是很有代表性的：“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誌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1]孟子也有關於《春秋》的評論。[2]不過，這種意識還不是史學批評的自覺意識。這是因為：第一，它不是從史學發展的角度來提出評論的，帶有就事論事的性質；第二，這種意識所產生的評論，一般地說，還不具有調整史學發展的明確目的。
中國古代史學開始有自覺的史學批評，大致當從兩漢說起。《史記》和《漢書》雖然都是曆史著作，但它們對史學批評也有相當廣泛的涉及，而其所論又都在很大程度上同司馬遷、班固的曆史撰述思想相聯係。《史記》評論《春秋》與先秦時人評論《春秋》顯示出明顯的不同：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3]
是以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製義法，王道備，人事浹。[4]
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5]
故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