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三年來，我國曆史學界對理論的研究顯得很活躍，這是令人振奮的。那麽，這樣的理論研究如何才能深入下去呢？我以為，陳啟能同誌的文章《曆史理論與史學理論》[2]在這方麵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和探討的問題。陳文提出，曆史理論與史學理論應作為兩個不同內涵的研究對象來看待，並進而認為：“近年來我國史學界對理論問題的研討雖然相當活躍，但卻有一個很大的不足，那就是所討論的問題大都屬於曆史理論的範圍，而很少涉及史學理論。”這個論點和這些說法，不是沒有道理的。這裏，我想對陳文做一點補充；陳文側重於理論的說明和外國史學，我打算側重於曆史的說明和中國史學。
先從兩個具體問題說起，1983年，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辦了一個史學概論進修班。開班以後，有些同誌提出，這個進修班可否把曆史分期問題、農民起義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民族關係問題等列入教學計劃。顯然，這跟進修班的主持者以研討史學本身在發展過程中提出的問題的考慮，並不是一回事。1985年，我給《文史知識》寫了一篇文章，叫作《略說中國古代的史學評論》。文章開頭有一段話是這樣講的：
這裏說的史學評論，是指人們對史家、史書或某一種史學現象、史學思想的評論，它不同於人們對史事或一般曆史人物所作的評論即史事評論。其實，如若從廣義上來理解的話，上述兩種評論都可以稱作曆史評論。不過為了討論問題和說明問題，還是把它們略作一點區別為好。[3]
當時，我試圖以“史事評論”來跟“史學評論”相區別，而以“曆史評論”作為一個總的概念。這樣講，究竟準確不準確，還有待於進一步討論。這兩個例子表明：在史學工作中，有關史學理論與曆史理論之相互聯係和區別的問題，是客觀存在著的，也是經常會碰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