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過去的現實，而今天的現實也將成為未來的曆史。社會調查是研究現實的社會，曆史研究是考察過往的社會，二者都以社會作為研究的對象。同時，社會調查從現實的社會問題入手，但往往要涉及曆史研究，而曆史研究從曆史資料（包括文獻資料和考古資料等）入手，卻也常常需做社會調查。概而言之，社會調查中本有曆史研究，曆史研究亦不可缺少社會調查。社會調查和曆史研究的這種聯係，反映了現實和曆史的聯係。曆史工作者不斷地提高對這一認識的自覺性，把社會調查和曆史研究很好地結合起來，是進一步發展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重要途徑之一。
馬克思有一句名言：“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2]他以此為喻，說明“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這個論點具有廣泛的意義，即人們要真正認識曆史，不能不首先認識現實。毛澤東也提倡把研究現狀跟研究曆史結合起來。《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是一部關於社會調查的文獻，但其關於社會調查的理論、方法以至於調查所得到的材料，對於我們研究曆史都具有指導和啟發作用。
那麽，社會調查對於曆史研究究竟有什麽意義呢？我講幾點初步的認識。
首先，社會調查可以豐富人們的曆史認識，加深人們對曆史的理解。如前所說，曆史研究是考察過往的社會，主要借助於曆史資料揭示曆史發展的過程和規律。但是，史學工作者通過社會調查，從現實生活中攝取許多生動的知識，這在豐富曆史認識、加深對曆史的理解上，往往會起很大的作用。這樣的知識，在書本上、書齋裏是得不到的。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中，有一段文字寫他調查當地農民“賣奶子”（即賣兒子）的事實。他說：“我就是曆來疑心別人的記載上麵寫著‘賣妻鬻子’的話未必確實的，所以我這回特別下細問了尋烏的農民，看到底有這種事情沒有？細問的結果，那天是三個人開調查會，他們三個村子裏都有這種事。”[3]接著，他寫了許多農民“賣奶子”的悲慘景象，並得出這樣的結論：“舊的社會關係，就是吃人關係！”[4]在中國史書上，關於農民“賣妻鬻子”的記載，俯拾即是。毛澤東以他親身調查所得的事實，證明這些記載並非危言聳聽，而是真實可靠的，從而加深了我們對中國曆史上農民的苦難的認識。毛澤東把農村地主階級劃分為兩部分，即“公共地主”和“個人地主”。公共地主包括祖宗地主、神道地主和政治地主，個人地主則包括大地主、中地主和小地主。他分析貧農時，把貧農劃分為四個階層：第一是半自耕農，第二是佃農中之較好的，第三是佃農中之更窮的，第四是佃農中之最窮的。[5]他這樣分析解放前農村中的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對於我們認識和理解近代中國以至於更早時期中國的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構成，也可以說是提供了“鑰匙”。中國有2000年左右的封建社會史，對封建貴族大地主的解剖，文學上早已有《紅樓夢》問世，而史學上則很少有這方麵的論著。近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一書，此書的幾位作者利用曲阜孔府的四千餘件明清檔案材料，並結合社會調查（包括對孔府的考察），剖析了中國封建社會中一個典型貴族地主家族的各個方麵，從而向人們展現出封建製度下的政治壓迫、經濟剝削和精神控製等一幅幅生動的圖畫。從現今的人們認識中國封建社會來說，這部書也可以說是一把“鑰匙”。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中所描述的人類童年時期的曆史，以及人類由野蠻步入文明的門檻那個過程的種種情景，如婚姻形式的發展變化等，在中國曆史上是否也存在過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但是，我們的先民對人類童年時期婚姻形式發展的曆史並不清楚，隻留下了一些“隻知其母，不知其父”之類的記載，以及由此而演繹出來的許多美麗的神話、傳說。我們對於這個問題能夠獲得比文獻記載更生動、更豐富、更確切的認識，則來源於社會調查，尤其是少數民族社會曆史的調查。例如，《永寧納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係家庭》一書[6]的作者運用大量的調查材料，勾畫了納西族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還殘存的母係家庭的畫麵，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中華民族各個民族都曾經曆過的曆史過程。像這樣的社會調查，不僅能夠豐富人們對客觀曆史的認識，而且也能夠加深人們對馬克思主義曆史理論的理解，在史學上和理論上都是很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