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學在社會大變動中的分化
自明末至清前期，中國史學已出現了嬗變的端倪。東西方之間“道德的原則”同“發財的原則”發生激烈的衝突，從而把古老的中國卷進空前的危機之境地，這種嬗變的端倪便發展成明顯的分化趨勢。這種分化的趨勢，一方麵表現為傳統的史學以其深厚的根基，還在延續著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麵表現為在民族危機的震撼下，人們對曆史和現實的重新思考從而萌生了新的曆史觀念和曆史研究。這兩個方麵，各以古老的傳統和時代的脈搏反映著當時中國的曆史，也反映了清代後期中國史學發展的特征。
中國古代史學在清代前期經曆了一個總結性的發展之後，在清代後期還有一個發展上的餘波，並在20世紀初結束了自己的曆史。古代史學的延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清代前期史學的延續。清代前期的史學，除前文已經論到的各家外，還有：馬驌的《繹史》一百六十篇，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謝啟昆《西魏書》二十四卷，吳任臣《十國春秋》一百四十卷，邵遠平《元史類編》四十二卷，汪輝祖《元史本證》五十卷，錢大昕《補元史氏族表》《補元史藝文誌》等，以及畢沅主持編撰的《續資治通鑒》二百二十卷，高士奇的《左傳紀事本末》五十三卷，穀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阮元的《疇人傳》四十六卷，浦起龍的史注《史通通釋》等。這些書，大多屬於重修、補作。清代後期，這方麵的撰述陸續有所問世。其中關於前朝史撰述，有魏源的《元史新編》九十五卷，洪鈞的《元史譯文補證》三十卷（內缺十卷），屠寄的《蒙兀兒史記》一百六十卷，這三部書在內容、文獻、體例、文字表述上把元史撰述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有夏燮的《明通鑒》，以接《續資治通鑒》；還有李銘漢的《續資治通鑒紀事本末》一百一十卷，李有棠的《遼史紀事本末》四十卷、《金史紀事本末》五十二卷，補《通鑒紀事本末》以下曆朝紀事本末之闕。關於曆史人物傳記匯編，有錢儀吉所輯《碑傳集》（初名《百家征獻錄》《五百家銀管集》《昭德文編》等，書名是光緒十九年蘇州書局所定）一百六十卷，又卷首兩卷、卷末兩卷，全書分為二十五類，收錄自天命至嘉慶六朝兩百餘年中兩千兩百餘人傳記，並注明材料來源；有繆荃孫所輯《續碑傳集》八十六卷，凡二十二類，收錄自道光至光緒四朝約90年間一千一百餘人傳記。這兩部人物傳記匯編內容豐富，有文獻上的價值。還有羅士琳的《續疇人傳》、諸可寶的《疇人傳三編》、黃鍾駿的《疇人傳四編》，它們跟阮元的《疇人傳》都有科學史上的價值。清代後期在曆史文獻學方麵，王先謙的《漢書補注》《後漢書集解》《合校水經注》，都是史注名作；湯球在史書輯佚上成果頗多。此外，在方誌、野史筆記方麵的撰述也相當豐富。倘若孤立地看，古代史學在清代後期的延續，成績還是可觀的；如果全麵考察這一時期史學發展的趨勢，則不難看出古代史學確已成強弩之末了。